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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9年02月13日 星期三

    哲学研究须具备“游戏精神”

    《 中华读书报 》( 2019年02月13日   08 版)

        席勒论美,曾言“人应该同美仅仅进行游戏,人也应该仅仅同美进行游戏”,对于哲学亦然。哲学在于求真理,真理亦需在自由的心态下方可获得。

     

        首先,游戏精神意味着无功利性。哲学在本质上,同游戏一样,具有无功利性,受制于功利性的哲学是“失真”的,亦必然缺乏创造性。金岳霖老先生对此深有感喟:“坦白的讲,哲学对我们来说是一种游戏,这立即使专家感到可笑和气愤,但是我们尽可能努力根据哲学规则来做哲学游戏。我们不考虑成功或者失败,因为我们并不把结果看作过程的一半。正是在这里,游戏是生活中最严肃的活动之一。”(《金岳霖全集》第6卷)谁若将功利(尤其是个人之私利)带入哲学,“谁”不但降低自身的品格,亦势必使哲学蒙羞。

     

        其次,游戏精神本身意味着自由,自由乃是创造之源。哲学追求真,而“真”的本质就存在于人与宇宙万物所达成的自由的关系中。游戏的精神本身就践行了自由的精神,同时也贯彻了求真的精神。换言之,在自由中,“真”才能现身;只有在“真”中,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追溯人类哲学发展史,伟大的哲学作品总是兴趣的产物,是心灵自由的产物。且不说西方的古希腊、中国的先秦(那些具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其作品大抵如此),即使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家亦靠兴趣完成其不朽名著:西方著名哲学家如笛卡尔、培根、莱布尼兹、斯宾诺莎、卢梭、拉梅特利,中国哲学家如顾炎武、王夫之、戴震等,其著作皆为兴趣之产物,皆是主体的内在追求使然。书院派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等,虽其学说受到外在的限制,未免用了“曲笔”,但其学说本身仍是心灵自由的流淌之物,是兴趣所致,而非为外在功利所驱动的产物。伟大的作品莫不是兴趣的产物,莫不充满一种高贵而朴实的游戏精神。须说明的是,这里的自由,并非目空一切,更非无法无天;而是那种不为外物所拘、心无旁骛的超然的心灵状态。

     

        其三,游戏精神的哲学研究不但“致真”,而且“向美”、向善,所谓“致真以达美至善”。其实美与真本来就是统一的,历来大哲皆将真与美视为一途。譬如,中国哲学中的“游”乃真际层面的至高境界,同时,游代表着艺术,代表着美:孔子倡导“游于艺”,庄子渴望“逍遥游”,皆然。西哲康德所论证的“美的无目的性”,亦大抵含有此意。可见,哲学致真之境亦即“美之至高”境界。自然,这种美并非具象美,而是理性之美、心灵充盈之美,乃至道德之美。还是席勒说得好,“只有当人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时,他才游戏;而只有当人在游戏时,他才是完整的人”(《论美书简》)。当人从事哲学之思时,他其实就在游戏,并在游戏中体会真、体味美,并由此达向善,从而为真、善、美的统一打下根基。

     

        必须承认,今天部分哲学工作者普遍缺乏这种高贵的“游戏精神”。之所以如此,在于我们的不少学者选择哲学,并非兴趣使然,而是谋生之需要。在少部分人看来,哲学同种田、做工一样,不过是养家糊口乃至谋取“某种好处”的工具罢了。谋生当然必要,但若拘泥于此则对哲学绝无益处。至于将哲学视为获取某种好处的工具时,则不但因好处而限制了自身的自由,且败坏了哲学的名声。叔本华对此曾有过严厉的批评:“实质上严格地说,作为工具的并不是哲学本身,而是那些冒充哲学似是而非的东西。这并使我们感到惊奇:因为人世间大多数人,就其本性来看,所追求的不外是无知利益,除此之外,他们甚至都不明白还可能有什么目的。”(《叔本华哲理美文集》)叔氏之言也部分地适用于我们这个功利化的时代。

     

        因此,有志于哲学探求者,必须心无旁骛,恒念如一,将身心完全沉浸其中并游戏其中,如此方能与真理邂逅,并能从中获得他人难以体会的无穷乐趣。

     

        其实,何止哲学研究如此,一切学术研究,皆应如是!

     

        广州市白云区 郭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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