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学重在打基础”

    这句平常之语，是刘世南先生著作《在学术殿堂外》（中国文史出版社，2003年初版；九州出版社，2018年新版）一书所收文章中一篇的篇名。另外的六篇包括《勿以学术殉利禄》《刊谬难穷时有作》《平生风义兼师友》《我自当仁不让师》《怎样培养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人材》《不能再轻视基础培养了！——谈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书中所述，按郭丹先生序言中所说，主要是三部分：一是根据先生自己几十年的治学体会谈如何打好基础；二是多年学术研究、古籍整理匡谬正俗的文章；三是师友交往录。薄薄一册述学之作，深蕴着作者一生读书治学的深切体会。贯穿于其中的一个主要思想，即是读书要打好基础与根柢，这一“老生常谈”在今天读来发人深思。

    作者只读完高一即因家贫而辍学，但自幼在父亲指导下读过十二年古书。像那个时代的多数读书人一样，先生启蒙从传统的“小学”入手。《小学集注》（朱熹撰）、“四书”以及《诗经》《书经》《左传》《纲鉴总论》等全部背诵。而后终生对学问念兹在兹，无一日嬉戏废书。即使长期在底层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非常岁月，依然是无视窗外风雨，手不释卷，仿照古例，刚日读子，柔日读英文，博览群书。成为大学教师后，即使除夕下午，还在图书馆看书。“忆昔每岁除，书城犹弄翰。万家庆团圞，独坐一笑粲。”至今依然孜孜不倦，主持着《豫章丛书》之审定工作。先生之古典文学研究近于通史式，而对清诗尤有专攻。“心劳十四载，书成瘁笔砚”，终成《清诗流派史》（有台湾文津与大陆人民文学版）一书，为学界众所推重。

    海外华裔学者杨联陞生前写过很多纠谬文字，海外学人谓其watch⁃ingdog，视为畏友。“我自当仁不让师”，作为视学术为天下公器而不能已于言的纯正学人，世南先生于匡谬正俗文字，可谓终生践行，乐此不疲，如其诗所言是“刊谬难穷时有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先生即著文对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一书进行批评。对毛泽东《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中“宋人多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一说提出质疑。这种不趋流俗而敢于质疑的做法，在学界引发强烈反响。至于文字指瑕，从书中所举例看，涉及的对象中知名学者及著述即有朱星《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吴世昌《词林新话》、周振甫《严复诗文选》、王水照《苏轼诗集》、《邓广铭治史丛稿》、葛兆光《从宋诗到白话诗》、黄维樑《中国诗学纵横谈》、赵俪生《学海暮骋》、章培恒与骆玉明《中国文学史》、季镇淮《来之文录续编》、候外庐《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汤志钧《近代经学与政治》等。这些摘谬文章，固然体现出作者“当仁不让于师”的学术勇气，更反映出作者学殖之深厚。

    先生的切身体会是，包括注释在内的治学，不是仅依靠工具书就能做好的，关键在于读书；电脑也不能代替博闻强识，倒是在博闻强识的基础上利用电脑才可以事半功倍。一言以蔽之，治学必须根底深厚扎实。国学大师黄侃有“八部书外皆狗屁”之说，他对《说文》《尔雅》《周礼》《文心雕龙》《广韵》《诗经》《汉书》《文选》最为精熟。世南先生对此旁批：“黄君用清儒之法治学，故其次第如此。今日治文学者，《诗》《左》《史》《汉》《选》《龙》为根柢，再博涉历代诗文，斯可矣。而新文学及外国文学尚须旁求。”他平日爱读古人与时贤的年谱与传记，特别留意其读书方法，由此形成自己铁定的原则，一是强调打下扎实基础。研究古典文学，尤其是校注古籍的，一定要对经史子集有个全面了解，要直接阅读原著。二是对主要经书如“四书”、《书》、《左传》、子书如《老子》和《庄子》内篇、集部如《文选》《古文苑》等，必须熟读成诵。疱丁解牛“以神遇而不以目视”，达到了“道”的境界。在先生看来治学所以要重背诵，道理与此相同。“背诵，不但能使你熟悉文本，而且能激发出你的灵感，你会联想到很多看似无关其实有用的知识。要知道，学术本来是一个天然精巧的有机总体，你彻底地熟悉了它的主要部分，其他部分自会被你搜索、钩连起来。邢邵说：‘读书百遍，其义自见。’背诵才会熟。”学界一度有鼓吹小学生读四书五经之风，先生对此明确表示反对，但他认为，“大学文科生，尤其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又涉及国学的，却必须补上基础培养这一课”。他赞同冯天瑜所持大学生“对文化元典熟读成诵，再辅之以现代知识和科学思维训练”的做法。当前复旦大学等高校中文系提出精读元典，可谓切中时弊，与先生所论相合。对当下古籍整理硬伤累累的情形，先生忧心如焚，究其原因，他认为即是基本功不够之故。他将古典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分为七个步骤：精读打根柢的书；博览群书；确定主题，力求搜齐资料；观点由资料中提炼出来；著作必古所未有，后不可无；要学会写古文、骈文、旧诗词；不受名利诱惑。在学风浮躁的今天，先生之言初听或有“老八股”之迂，但在他是“心所谓危，不敢不告”。

    强调读书治学的基本功，并不意味着先生的迂执守旧。让人惊讶的是，先生以“小学”为根柢，且年过八十，但并不囿限株守于古典一门。从其学术自述中，可以看出其对各种新方法的涉猎与吸取。其阅读范围之广，今天的年青学人也当叹服。2002年新出有宋云彬日记《红尘冷眼》，刘先生即注意到宋指某名家学者“文章全部不通，真所谓不知所云。然亦浪得大名，俨然学者”的评价，并将引入其指瑕文章中。自述中提及的其他人文社科新书，举凡有王元化《九十年代反思录》、吴江《文史杂记》等。平日所读刊物则有《随笔》《文学自由谈》《博览群书》《战略与管理》《学术界》等。先生明言，知古是为了知今。其思想与文字充满激情，与先生时时警惕坠入“知古而不知今，谓之陆沉”这种泥古不化之学术自觉大有关系。

    “学之兴衰，关乎师友。”先生治学的另一经验，即是转益多师，多向大师请教问学。他蛰居僻地，但通过广泛交游，与马一浮、杨树达、王泗原、马叙伦、庞石帚、钱锺书、吕叔湘、朱东润、屈守元、白敦仁等大师，或书信来往，或当面请益。“平生风义兼师友”，此种乐趣，可谓难以形诸笔墨，从中可以看到一幅共同切磋交流的治学图景。

    笔者一向喜欢读《在学术殿堂外》这样的述学文章。细想其缘由，大概与自己在学术殿堂外“东张西望”的编辑身份有关。指谬文章，尽管非我等学殖所能完全理解，但对日日与文字为雠的编辑工作来说，不失为一剂提高编校水平的针石良药，可以从中获致语言文字方面的诸多知识，也使自己在编校时对下笔常怀敬畏戒惕之心。至于知人论世、内容丰富的师友交往录，更是有助于编辑略窥学术门径，掌握“学界地图”。静夜翻书，真希望老一代学人能多多写作此类文章，以嘉惠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