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皇皇近八十万言,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谢俊美教授撰著。谢教授浸淫“翁同龢研究”数十年,主编的《翁同龢集》《翁同龢年谱长编》俱是卷帙浩繁,可谓“翁学”领军。搜罗翁氏资料,足迹遍京、沪、宁、苏、常,并专程在美、日查找翻寻,并获得翁氏族裔保存的数十万字资料。又阅历晚清数百人传记、日记、函札、年谱、神道碑铭等。所以,谢教授对翁同龢其人其事可谓烂熟。
一部《翁同龢日记》,所见人名几达万余,且翁同龢常伴帝、后、王大臣,所交友朋同僚,或是朝局要人,或是言论巨子,鸿儒高朋,绝无白丁。日记中每字每句都可视为史料或史料线索,都堪琢磨冥思。而谢教授新著,文字通俗可读,框架清晰,人物序列严谨。书中以翁同龢履历为经,以翁氏之人际关系为纬,铺陈罗列,不惟编织出翁同龢等晚清士大夫的众生相,也侧描出清末纷繁复杂的政局世相。是故《翁同龢人际交往与晚清政局》是作者继《翁同龢传》后又一翁同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于戊戌维新一百二十周年之际付梓出版,意义斐然。
翁同龢出身簪缨世家,少年早达,状元及第,清贵无双。身膺同光两朝帝师,所谓“天子门生,门生天子”,荣宠煊赫莫过于此。光绪帝亲政前,即授军机大臣,虽于甲申易枢时与王大臣等同罢,但仍领上书房兼任总理衙门大臣。同光之际的京师仕路以“帝师、王佐、鬼使、神差”为升途较捷、得亦较难之“美授”,翁同龢则既是帝师,又管神差。光绪帝亲政后,仍兼上书房,并简任帝侧;入枢机,再掌户部,深得太后赏识,更有皇帝倚重。权势熏灼,以致李提摩太当年见李鸿章的时候,李对以微词,说那翁师傅才是大清国真正的实权人物。而戊戌维新甫一开始,即奉旨开缺;紧接一场政变,更是万劫不复。晚境濩落失意,直至凄凉盖棺。
而戊戌政变后逃亡去国的康梁一系以悲情叙百日维新,必定是以充沛的忠愤慷慨高擎三面“旗帜”——翁同龢之黜革、光绪帝之衣带诏与六君子之喋血。1904年,流亡到瑞典的康有为闻翁同龢身殁而大震悼,遂连赋哀词十四章,前序谓“翁公为中国维新第一导师,关系至重”。不但塑造出一个是三朝元老、两代帝师、枢机重臣、帝党护法、清流领袖、维新先锋的圣人般的翁师傅,还描画了一位不计身家性命勇御外侮、忧国忧民、一腔赤诚、保驾救主、试图力挽朝局而功亏一篑的末路老英雄形象。相对则有慈禧、荣禄、袁世凯、李莲英等一众守旧颟顸、阴毒嗜血的后党人魔。对翁同龢,康梁等留下的文字率多表彰颂扬,以志旧恩不忘;文辞望之固然感激涕零,但又透出私交绝少的生分,且对翁同龢一生事功也无何深刻体会与情怀,反是在梁任公追论李鸿章的文字里竟颇发见其与承接曾国藩事功衣钵的李文忠竟是同气连枝心意相通。
后来,康梁话语开始褪色,翁同龢另一面向在朝堂实录及各种时人时论的笔记掌故里如水落石现,竟也呈现出政客难免的弄权使诈,伴君者必有的曲意柔媚和那个时代士大夫常见的固执短视。尤其是翁同龢本人日记、手札尺牍的次第印行,即使是他的门生张元济等也不能苟同其昧于西法、不明时代与世界大势的言论,将翁同龢同治三年、光绪二年及光绪七年的数日日记贴白删掩,以为贤者讳。再后来的当代人,则以更具感染力的影视形式刻意建构李鸿章呕心沥血、公忠体国、忍辱负重、锐意进取,以弱势纵横列强之间,扶清廷、民族于倾圮的伟人形象。剧中翁同龢又成了反面形象,因循迟钝,卡扣军费,以主战搏名揽权而空言误国,藉维新之名行结党营私之实,是个只会窝里横下绊子的伪君子、阴谋家。
前翁圣贤先知,后翁愚昧小人,两种形象毕竟如水火,绝非各开五五杂糅之就可能说得清楚。翁被描摹成如此截然相反的两种形象,实在是各自裹挟于改良正确论与现代化进步论的两种宏大叙事中而全失本相。戊戌的骤然维新与政变旋起,至今两甲子矣,翁同龢先被看做后党迫害帝党之牺牲者,后又被塑造为是维新导师和康梁引介者,逐渐此说为学界普遍接受,演绎为新旧消长之际,顽固派迫害维新派之实例。而学界中清醒者,早如金梁,复次如萧公权等,竟也确实指其思想向不慕西趋新,其主导维新甚至只为挟持光绪,甚至不惜排挤李鸿章、张之洞,甚至不惜得罪恭王直至得罪慈禧。
今之学者或能切中肯綮解释甲午乙未到戊戌之间帝后恩怨与新旧之争,即:母子不合使当国三十年的西太后与亲政五年的光绪帝已各自形成了两种强弱不同的君权,而站队变法维新的一众清流人物因变法维新而卷入深宫恩怨,则清流领袖之翁同龢于此处境中,无论其一心调和两宫还是一心辅佐皇帝,都会因为变法维新卷入这两种君权之争,是故“(康梁等)以新旧之争解释母子之争,而西太后总以母子之争解释新旧之争”。
实言之,晚清史上多有其本身之史料宏富,力难穷尽,而对其之理解与释论亦难以穷尽的人物。远看模糊,近看弥散,触手琐碎。无在不是史料,却碍难拼出一个确然而是的形象。
马克思所谓“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此言或于中国历史人物犹然,谢俊美教授或深味于此。史笔书人,不宜予主角以光环,也不宜有成见。那么,不妨找出他的“朋友圈”,或可在亲疏真伪里窥见真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