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读懂《说文解字》

    中国传统文化，历来是“经宗郑玄，字祖许慎”。许慎的《说文解字》无疑是传统字学的正宗，在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在古代，识字是读经的必由之路，通经是识字的最终目标，所以研习和阅读《说文》，必须明确《说文》首先是经学著作，其次才是字理之书。真正意义上的文字学，是近百年才兴起的新学问。文字学的兴起和发展，得益于近百年里不断涌现出来的甲骨、铜铭以及简帛等材料，这些材料的出现使得人们能从字源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和认识《说文》。研究者根据新出材料，做出了很多与《说文》相关的研究成果。这些成果中，尽管很多是对许慎说法的否定，但并不足以削减《说文》的价值，因为《说文》不是现代文字学意义上的古书，并不能全以文字学的标准来要求；并且，《说文》中有些解析哪怕是错误的，却也在文化史上产生了积极的、正面的影响，这些影响也不能因《说文》的错误而遗弃。目前市面上好多与《说文》相关的著作并不能充分认识到这点，以至于要么专门从文字学角度出发批判《说文》“误说”；要么囿于《说文》成说，否定文字学研究的新成果。

    汤可敬先生撰写的《说文解字今释》是基于对《说文》性质正确认识，又善于吸收文字学成果的典范之作。该书以“译”“注”“证”三重形式发覆《说文》旧义，体例较为合理。其中“译文”“注释”部分充分尊重《说文》原义，译用直译，注遵旧注，不妄作生发，对读者理解《说文》帮助较大。汤先生的“译”“注”部分冥讨穷搜，将历代《说文》学成果酌加取舍，援在注中，解释《说文》词句又旁征博引，涵盖四部。如《说文·一部》“一”下云：“惟初太始，道立于一。造分天地，化成万物。凡一之属皆从一。”许慎对“一”的解说并非文字学意义上的说字形、讲音韵、释字义，而是解说该字文化学或者说是哲学层面的意义，在解读此字时我们不能用文字学上的证据来讥讽或非议许慎，只能循其本义注解。汤先生的译、注显然较为客观公正，如注“惟”为“句首发语词”；注“太始”为“万物形成之始”，引《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释“道立于一”和“化成万物”；引《广雅》训“造”为“始”。简洁明了，干脆利落，既不破坏许说原义，又使得这段带有哲学性质的不太好理解的说解变得浅显易懂。

    《说文》重点不在于“解字”，而是在于说解文字所包含的文化意义，与其说是“解字”，不如说是“说字理”。如《说文·王部》“王”下云：“天下所归往也。董仲舒曰：‘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孔子曰：‘一贯三为王。’”这一解说最能体现出《说文》的经学性质。译、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把许慎所想如实地反映出来，把许慎的说法找到出处。如“天下所归往”句以“往”训“王”，是声训，依据的是《谷梁传·庄三年》“王者，民之所归往也”的说法。董仲舒的说法依据《春秋繁露·王道通三篇》，至于孔子的说法今已亡逸，不知所本。汤先生除了“天下所归往”一句未注出处，其他都作了很好的交代，《王道通三篇》相关句子也择出附在注中，十分方便读者利用。对于孔子说法，指出“未详所出”，客观公正。参证部分则引用甲骨文和金文，指出“王”象斧钺之形，并云：“斧钺乃征战杀戮之具，用以象征权力。”所论至确。

    有些说解，如果不做注，可能会引起一般读者对许慎说法的误解。如《说文·爪部》“为”下云：“母猴也。其为禽好爪，爪，母猴象也。下腹为母猴形。王育曰：‘爪，象形也。’”许慎释“为”为“母猴”，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说肯定是错误的，汤先生“参证”里引甲骨、金文已经说得很清楚。但如果对典籍不熟悉的人可能会对“母猴”造成误解，以为是雌猴。汤先生引徐灏《段注笺》说得很明白：“母猴犹言猕猴。”避免了一般读者的误解。其实宋罗愿的《尔雅翼·释兽三》也说过：“又沐猴、母猴之称，母非牝也，沐音之转也。”章太炎《新方言·释动物》也说过：“沐猴、母猴，母猴、猕猴，今人谓之马猴，皆一音之转。”“沐”“母”“猕”可能并非表义的词素，宋邵博《闻见后录》又称猴为“马留”，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又作“马流”，都可能是“夒”“猱”的缓读。所以《说文》“母猴”的材料对于文字学虽然没什么价值，但对“猴”“夒”“猕猴”之间音的关系探究却是有帮助的。许慎说法虽然在文字学上没有什么价值，但错误的背后可能也有文化的依据。研究《说文》不仅要研究它对的一面，对于它错的一面如果能藉助当时的文化背景、经学或者其他材料揭示出来、找到错误依据，那也是意义重大的；或者可以以这些错误认识提供的线索去揭示、解读当时的其他思想、文化。这也正是汤先生“译”“注”的价值所在，只有通过“译”“注”读懂《说文》，才能利用《说文》。

    汤先生书中的另一大特色是征引了大量甲、金、简、帛的材料来注证《说文》，这是学术观念的与时俱进，也是与传统《说文》学很不同的地方。比如上引“为”字，从文字学的角度来说，许慎说解是错误的，而汤先生引甲骨文、，金文、、，楚简，三体石经 等字形，引罗振玉、李孝定、曾宪通诸位先生的说法，正确指出“为”象以手服象之形，让读者对文字学意义上的“为”字也有了全新的认识。从汤先生所引字形不难看出，他不仅仅立足于把“为”字的初文和本义讲清楚，还力求疏通“为”字从甲骨到秦汉文字的字形源流。所列字形可靠，并且很具有代表性，说解层次分明，脉络清晰，笔者读后很容易对“为”字形、字义把握到位。

    汤先生撰写该书不仅要详查历代《说文》学研究成果，更要参考近百年来文字学成果，尤其文字学随着近三十年来新材料的不断丰富，考释成果日新月异、说法纷纭。要在纷说中选出最可靠的成果，不仅耗费体力，更考人功力。这方面汤先生是下了功夫的。如《说文·丨部》“中”下汤先生“参证”引甲骨文“”“”等字形，并云：“甲文、有别，为后世伯仲之仲。”这是参考了唐兰先生《殷虚文字记》中《释中冲》的说法，“为后世伯仲之仲”的说法不一定对，但认为“”“”当分为两系的说法确是卓识。目前好多学者都以为“”“”是简繁关系，“”是“”的简化，汤先生没有盲目信从，而是选择了上世纪三十年代唐兰先生的所谓“旧说”，可谓卓识。裘锡圭先生《说〈盘庚〉篇的“设中”——兼论甲骨、金文“中”的字形》（裘锡圭：《说〈盘庚〉篇的“设中”——兼论甲骨、金文“中”的字形》，该文为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于2017年10月14－15日举办的“出土文献与传世典籍的诠释”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开宣读的论文，论文集目前尚未正式出版）一文将“中”字形谱系梳理得最清楚，裘先生说：“我们认为 的字形可以分析为在一根直线的中部加一个指示符号（本应为圆圈，书写时多变为椭圆，甲骨文为了契刻方便又往往变为方形），乃是表示“中”的一般意义的指事字。的出现应早于 和，决非由 简化而成。”可见，“”“”确实是两系字，并且前者比后者早。这算是汤先生书中取旧说但被最新成果证实的范例。

    又如《说文·品部》“岩”下汤先生“参证”引裘先生《说“岩”、“严”》一文，将品部的“岩”和山部的“岩”分成两系，既为品部训“多言”的“岩”找到了字源上的依据，证明了《说文》此条材料的可靠，也解决了山部“岩”的来源问题。所以汤先生在山部“岩”下“参证”部分又云：“与品部‘岩’楷书形近。其实二字构形来源以及音义各不同。”这些观点都是可信的。

    汤先生的书还有一个特色是增释了徐铉的“新附字”，共402字，这些新增的“新附字”无疑为研究提供了很大方便。在“新附字”考释方面，汤先生也有不少精彩的按断。

    另外，《说文》中生僻字比较多，所附反切又非一般读者所熟知，所以汤先生把所有反切都折合成今音，并为生僻字注上音，这无疑是对一般读者的关爱和尊重。汤先生所折合的今音也都平实可信，都有字书、辞书依据。

    当然，撰成这么一本巨著，中间要是没一点瑕疵也是不可能的。尤其“参证”部分既要求真，又要求新，是很难办到的。毕竟，近年来出土材料大批出现，一些旧时考释的成果随着新材料的公布被全盘推翻也是常有之事。如《说文·言部》“谢”下“参证”部分，汤先生引罗振玉观点，以甲骨文、、为“谢”字初文，这是不对的（限于篇幅，这里不作详细解说）。又如《说文·又部》“叔”下“参证”举甲骨文字形作“ ”“”，其实此二形不是“叔”，应该是“吊”，卜辞用“吊”作“叔”应该是音近假借，古音“吊”“叔”音近。还有一些错误是底本本身携带的，不应该算在作者身上，如《说文·辵部》“逻”下音注作：“郎左切。”反切下字“左”当是“佐”之误，“佐”是去声，“左”是上声，二字声调有别，查《玉篇》《广韵》《集韵》《类篇》反切下字均作“佐”而不作“左”。但陈昌治本确实是作“左”，日本静嘉堂藏宋本也作“左”，所以这样的错误是底本自身的错误，不能算是汤先生之失。

    总之，汤先生的《今释》是一部学术性与可读性兼具的好书，既能作为古籍读本，又能作为工具书使用。该书“译”“注”部分详参历代《说文》学成果，酌加取舍，不漫衍，不歧解，力求忠实于《说文》原义；“参证”部分广收文字学新成果，力求与时俱进。该书皇皇四册，将诸家精彩说解熔成一编，一编在手，《说文》学历代成果就能大略窥尽。该书注解平实，深入浅出，又有今音方便认读，并附音序检索表，方便读者检索，确是一本值得拥有的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