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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底层叙述一直是一支极其重要和活跃的创作潮流，同时也是批评界和理论界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底层叙述之所以取得了大规模的声势和成就，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底层写作总是与变动着的社会生活同步进行的，比如某个作家刚刚写了一部小说，里面的人物形象大都是生活在几十年前的穷人，我们就不能说它属于“底层写作”；同时，底层写作也不应该有历史题材。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上，底层叙述必然是社会生活的“现在进行时”。因此，底层写作必然地隐含着作家主体对于时代的判断、解剖和疗救的动机，同时也天然地流露着人道主义的情怀和现实主义的精神。
然而，也正是这一原因，底层文学理论与底层文学批评实践相对更加滞后，亟需转型。这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社会生活的改变，个体心灵体验的改变，还有底层写作自身的改变。随着社会结构的调整和社会生活的改变，个体生活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个体心灵的体验在新时代也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改变。从概念上说，“底层”越来越成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即幻想出来的有着明确边界的一种存在。
与此同时，底层写作的创作者的创作理念也在发生着改变，产生了较多的用以前的底层理论与底层批评视野难以准确阐释和解读到位的文本。在这一点上，年轻的作家表现更为突出。有些50年代以前出生的作家对于底层人生相对隔膜，而一批年轻的甚至自身就与底层社会纠缠不清的作家对于底层的文学表现更加真实，更加立体。他们对于底层人物的认知需要引起注意，创作中的新元素新形象也给文学批评带来了挑战。
比如70后作家曹寇曾被《南方日报》记者问到：“为什么会把写作重点放在底层人物身上呢？是想引起社会对这个群体的关注么？”他回答说：“不是。我自己根本没意识到我写什么底层人物。我只写我熟悉的人物。我承认自己是底层人物行了吧？”曹寇的几乎出自本能的回答也说明了，对很多作家来说，他眼中所见，根本没有什么“层”，只有一个个“人”在摸爬滚打。在底层叙事领域个性十分鲜明的孙频在其小说集《松林夜宴图》封面上印有这样一句话：“这个时代里所有的人都在变成分母”。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绝妙取譬。一方面，“底层”其实就是一个大分母，许多人自以为已经跻身于更高层级的“分子”，其实只是一厢情愿的幻像。比如靠“小资情调”维持自身的优雅，却掩盖不住捉襟见肘的困扰；晋级于“中产”阶层的人即使躲过朝夕之间的破产，内心的窘迫亦如影随形。另一方面，身处底层的人一旦成为“暴发户”，一旦在经济上翻了身，难道就永远告别了“底层”？可以说，那些“奇怪的不安”“可怕的平静”“黑暗的尊严”无处不在。层与层之间的界限早已暧昧不清，以“层”来划分群像，进行个体归类，越来越陷入审美与救赎的无效状态。
孙频《菩提阱》中的康萍路这一形象，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象征色彩。她因手头紧张不得不租住在贫民区，但她又经常穿着正装在写字楼里上班。她有时与那些妓女、嫖客、赌徒聚居在一起，有时则以白领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也就是，同一个人可以在“底层”的空间与“中产”的空间自由切换。而且，康萍路成为传销团伙的最大头目的时候，也就是她远远脱离了底层、拥有金钱的时候，又恰恰是她最黑暗的时候。再如孙频的《碛口渡》中，陈佩行为了财富嫁给了比自己大20岁的煤老板，离婚后又害怕别人以婚姻为幌子觊觎自己的财产，患得患失的痛苦陪伴着她的余生。在底层与脱离底层，这两种存在之间有着说不清的联系。这些形象显然是无法用“底层叙述”的批评理论加以概括的。
可见，从新时期到新时代，我们的底层文学理论与批评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变革，实现面对新的现实人生与创作文本能够达到有效阐释的转型。那么怎么转型呢？从理论视野上说，就是要把握一种核心价值的理论转型，即“从底层的人”转向“人在底层”。
“底层叙述”这一说法隐含着对于小人物的人格的侵犯和道德价值上的贬低，同时也隐含着对于作家知识分子代言地位的无意识的继承，这几乎构成了一种严重的底层意识形态。这种以“底层的人”为核心思维的底层文学、底层写作、底层叙述等一系列说法，都打上了过去那种无所不在的阶级分析方法的烙印。
而“人在底层”就不一样，一方面它首先肯定小人物也是一个个体的独立存在，首先是作为独特的人而存在的，只不过这个人有时候在底层，但有时候不在底层。同时在另一个层面上，即使在底层的时候，他的心理状态，他的人性表现，他的道德意识，自有其对独立和完整的一面，这样就可以将人物的人为的框定和价值预设打破，并不必然地受框于底层意识形态的认识。也就是说，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人在底层”都可以打破以“底层的人”为核心的理论模式。
如此，底层文学批评方望回归文学的主体价值，回归人学的本体价值，回归理论的生活价值。作为一种思潮性的概念，以“底层的人”为核心症结的“底层叙事”已经走向终结，而以“人在底层”进行价值重构的新的叙事美学必将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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