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中的生命温度

    到目前为止，我的藏书数量，已超过万余，二十几个书架挤在书房里，一层一层地环列，绝对有“书城”气概。写作之余，坐看藏书，心中温厚，疑似富有。说到富有，不在“拥有”，而是每册藏书的背后，都有独特故事，给生命的进程予以种种证明，让人有“活过”的感觉。最是翻阅藏书时刻，随着翻的动作，与之相关的人和事，会不请自来，让你在重温以往的日子的同时，更生出感慨：所谓藏书，实在是储蓄情感，感光记忆，留住生活——

    1

    翻到赵日升老师的诗集《岁月之窗》，立刻想到，如果没有赵先生，也就没有文学上的凸凹。这其中有几个带有宿命色彩的理由——

    一、我平生读到的第一本文艺刊物，便是赵日升老师主编的家乡的刊物《房山文艺》。那时，我刚上初中，父亲从县城开会，带回来两本这个刊物，使我一下子对文学着上了迷，照着刊物上的作品样式，试写了许多首民歌与儿歌。但作为中学生的少年，还没有勇气投寄出去。但在一个多情少年的心中，却深深地埋下了文学的种子。

    二、我平生读到的第一首好诗（或者说，第一首真正的诗），就是赵老师的《拒马河，靠山坡》——

    拒马河，靠山坡，/弯弯曲曲绕村过；/河水两岸垂杨柳，/坡上果树棵连棵。………/拒马河，靠山坡，/弯弯曲曲绕村过；/河里流的金银水，/人们过的好生活。

    这是那个年代，山村纯美生活的真实写照；其激情似水，咏叹如歌。这首诗，对中国民歌的优秀传统，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韵美好读，还可以唱在嘴上。因了赵老师的诗，我在文学上最早亲和了诗歌，对诗歌的钟情重于对其它的文学品类，也曾写了大量诗歌，密密麻麻地抄在三个笔记本上。

    三、我平生在大刊物上第一次发表文章，便是经赵老师的手，发表在他任副主编的《青年文学》上。是他的鼓励，使我有了空前的自信，纵情创作，放胆投稿，很快便在各种大刊物上发表作品，真正走上文坛。

    所以，赵老师的《岁月之窗》，便不是一般的藏书，而是父辈对子辈的文学哺育和文化关怀，他让人生出感恩之心，因而能淡化市井的红尘欲望，平息心灵的不安与浮躁，写出扎扎实实的东西来，给该报答的以报答，给该成就的以成就，让生命有几分重量。

    2

    翻检到《顾准文集》，不禁想到友人彭程对我书话散文写作的真诚带动。

    彭程的书话文章有很高的档次，每在报刊杂志上发表，我均做虔诚的阅读，感受到同龄人的思想深度。心仪久久，就有联系的欲望，便投稿给他。

    他鼓励我多写书话，我的“所谓书话，就是用别人的瓶子装自己的酒”的观点也被他充分肯定，再写书话时便不再拘泥于某个作家的个例文章的评论，而是写读书的生命感受。从此，我的书话作品便写得醇厚深沉，有了浓郁的散文味道。

    他不仅肯定我的观点，而且给我的尝试予以具体的、有力的帮助。几乎是我每写一篇，他便在《光明日报》上发一篇，助推了我的写作。

    《顾准文集》出版后，我急于买，但始终没有得到。他获悉之后，专程跑了好几家书店，给我买了寄来，让我大快朵颐。

    后来诗人王久辛要主编一部《中国当代青年散文家八人集》，彭程又热情地介绍我入选，使我的作品能够集中地大范围地流布，扩大了我的文学影响。

    作为同属于上升阶段的青年作家，彭程的帮助便显现出了一种人格力量：他没有文人相轻、厚己薄人的小家气；更没有嫉贤妒能、贬抑他人的阴私气。他看重的是文学界的整体建设，看重的是“纯洁的精神”的社会效益，他具有较高的人格境界，是个难得的益友。

    这让人回想起三四十年代“文学研究会”中同仁作家间的相互呵护，有了文脉沿承的意绪。后来读到了他的散文集《红草莓》，深入了解了他的人格构成。他对于大自然的四季风景，有一种天然的亲和能力，身上有一种勃郁的诗性气质；而诗性的核心，是美，是善，是善待自然善待人类。他看到了一双女性的美丽的小腿，首先想到的不是如何占有，而是世事与时光对美的风蚀与摧残，心中便生出一团厚厚的忧郁。忧郁背后，是一种悲悯与怜惜的情怀，是要善待生命与美的人格意志。在文学上，与这样纯正的人结伴而行，便不会感到孤独；其文学品质，亦不会沦入虚伪、卑琐与俗媚。这是人生之福。

    3

    在我的藏书中，有两册奇特的书，便是聂凤乔的《蔬食斋随笔》第一、二册。

    说该书奇特，首先是书的内容。肉食者，鼓吹肉食在人类进化之中的功绩；素食者，宣扬素食在人类思想成熟之中的助力——双方各执一词，但都没有拿出系统的论述，更没有从人类生活中列举出丰富而生动的例证。而聂凤乔的《蔬食斋随笔》，继承中国传统素食文化的深厚底蕴，不惮其烦地解析中国素食的一个又一个的个例，以生动的笔触煽起人们对素食，即蔬菜瓜果的渴求，直让人觉得，人类的进化、思想的纯洁惟有素食之一途。

    说藏书奇特的另一个原因，便是有一个奇特的赠书人。

    这个人，便是相貌粗朴、为人质朴的兄长——唐济泉。

    老唐原是国家地震局的一名职工。《中国地震报》搞“人类与灾害”征文评奖活动使我们相识。他的外貌粗朴，两颗交错的门牙使他的嘴总是合不拢，给人以呆钝之状。这使以貌取人的人与他远离，交际场中便没有他的位置。但他却写了一手秀美的散文，颇令人称奇。

    后来地震局精减机构，他在分流之列，但他并无一丝怨艾之色，而是兴冲冲地承包了一家饭店。他一个人又当经理又当厨师，似乎要大干一场。他给我看过一大摞《烹饪》杂志，上面有他的专栏文章。他精通烹饪。我们到他的饭店去看他，他高兴得一若童子，早早地打烊谢客，亲自掌勺炒菜，弄了很丰盛的一桌，然后坐下来，专心地陪我们。可以看出，他是很重朋友情谊的。义与利之间，他选择义。

    到他家里去拜访，才知道他的家境很寒酸，因为他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妻子。妻子晚上失眠，缠着他讲故事，他便发挥他作家的才能，现编现讲，直讲到东方既白，妻子睡去，几乎夜夜如此。苦捱了十多年，对妻子并无一丝厌弃。得知这番情景，我禁不住流下眼泪。他握着我的手，不住地说：“好哥们儿，好哥们儿！”临出门时，他便送了我一套二册的《蔬食斋随笔》。

    再后来，为了照顾好病妻，他把饭店转包给他人，偕妻回到了老家——河北省雄县葛各庄村，承包了一块农田，办了一个猪厂，养了200多头猪。我去看望他时，他带我到了他的猪厂参观。这个猪厂离村子还有二十里的路程，是一个很少人迹的荒丘。那里没拉上电线，晚间以煤油灯照明。在土屋的门框上，他写了一副对联：夏植桑冬养畜，日荷锄夜读书。横批：自得其乐。他对我说，他之所以选择这样的生活，虽是为了照顾妻子，更主要的是他的性情使然。

    晚间，他亲自烹炒了一个猪大肠，痛痛快快地喝了一场，直喝得两双人眼猩红如兔目。他还请来了村里的芦笙乐队，呜哇呜哇地吹到月落星稀。他说：“歌里唱，‘朋友来了有好酒’，咱这是哥们儿来了有芦笙。”

    我的心温暖如烧，遂看重普通人之间的友情交往。感到，普通人过的是最简朴的生活，简朴的生活是不贪不欲的生活，没有贪欲，没有利害之争的生活，人性的真纯便如冰山浮出水面。于是我想，梭罗的《瓦尔登湖》是一部好书；我的唐济泉老兄，更是一部好书，他更值得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