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文弨著述的重要价值

    卢文弨（1717-1796）乃清代乾嘉时期的著名学者，学识博洽，著述宏富。卢氏在学术上的最大成就，在于校勘古书，他所钞校题跋的书籍达三百多种。卢文弨的学术成就正在逐步受到关注，已有不少相关研究成果问世。但是相对于卢文弨在学术领域的巨大贡献，以及与同时代的其他学者相比，无论是关于卢氏之研究，还是卢氏著述之整理，都还是远远不够的。

    有鉴于此，我们对现存卢文弨著述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其最终成果就是笔者主编的《卢文弨全集》。《卢文弨全集》是《浙江文献集成》大家全集系列之一种，并得到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共计16册，近412万字，包括《群书拾补初编》《群书拾补补遗》《仪礼注疏详校》《经典释文考证》《重校方言》《钟山札记》《龙城札记》《读史札记》《抱经堂文集》《抱经堂诗钞》《抱经堂集外佚诗文》《常郡八邑艺文志》等。

    另外，桂馥在为钱大昭《广雅疏义》所作之序中有云：“今海内治《广雅》者三家：一为卢先生文弨；一为王先生念孙；一为钱先生大昭。”段玉裁在《翰林院侍读学士卢公墓志铭》中提到，卢文弨之著述中有《广雅（释天以下）注》二卷。但关于卢文弨《广雅注》之下落，则鲜有人论及，以致许多学者认为《广雅注》未传下来，或者认为《广雅注》就是收在《广雅义疏》中的卢文弨之注，还有的学者认为《广雅注》并未成书。事实上，《广雅（释天以下）注》目前还存有清抄本，收藏在国家图书馆，原书缩微胶卷题作“广雅笺疏，十卷，清抄本，三册，存二卷，九至十中”，未署作者。江庆柏的《关于新发现的卢文弨〈广雅注〉抄本》（《文教资料》1986年第2期）一文，通过详细而深入的考辨，认为清抄本《广雅笺疏》即卢文弨《广雅（释天以下）注》。除了该文所提及的证据之外，笔者还发现了一条非常有力的证据，就是卢文弨曾在致王念孙之书札曰：“向有意欲诠《广雅》，畏诂训之烦难，乃从后逆推而上，已成第九、第十两卷。中遭大故，继复为它事所夺，阁寘又五六年矣！”我们据国家图书馆藏清抄本加以整理校点，收入《卢文弨全集》。同时，该清抄本之天头，尚有钱大昕、钱大昭、丁杰等与卢文弨交游甚密的同时代学者之案语，我们也加以整理校点。

    《卢文弨全集》所收各书均有重要价值。如，《钟山札记》《龙城札记》和《读史札记》（附《论学札说》十则）乃性质相近之学术笔记，篇幅均较少。然而这三种札记的价值均甚高，材料翔实，考证精当，创获迭见，精彩纷呈，堪称清代一流学术笔记。尤其是《钟山札记》，乃卢氏生前亲自编定并刊刻，我们认为它是卢文弨著述中总体水平最高的一种。值得一提的是，《钟山札记》有数则关于古书体例之条目，价值甚高。关于古书之体例，余嘉锡《古书通例》乃公认的高水平权威著作。诚然，余著作为在大学讲义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学术专著，其系统性以及涉及范围远超卢著，但卢著成书早于余著约一个半世纪，它的发凡起例之功应予充分肯定。笔者长期为古典文献学专业的学生讲授“古典文献学”和“目录学”等课程，发现有关教材、专著在论及“古书大题多在小题之下”这一问题时，几乎都要引用卢文弨之说，足见其影响之巨，价值之高。正如现当代的出土文献能够给高邮王氏《读书杂志》《经义述闻》中的考辨提供有力的佐证，出土文献同样证明了卢氏之说的科学性。同时，这三种札记中还有不少关于校勘学的精湛理论。如《钟山札记》卷一《蔡中郎集》曰：“凡传古人书，当一仍其旧，慎勿以私见改作。如《蔡中郎集》有宋天圣元年欧静所辑本，虽未必尽合于隋唐之旧，然在今日已为最古，后日重刻，便可悉依旧式。或有当补者，可别附于后；当刊者，可著其说于篇下，斯得之矣。”此外，《龙城札记》卷二中的《一甲二三人亦可称状元》《妇人亦称丈人》等条目，亦揭示了他人未曾关注之内容。《读史札记》中有多个条目，考释《汉书》《南史》《宋书》《元史》《明史》中的相关问题，同样具有重要学术价值，尤其是对相关史书的整理研究颇有参考意义。

    又如，《抱经堂文集》收录文章395篇，其内容主要是序跋、书信及传记、墓志铭、题辞、对策等，“中规中矩”的纯学术文章较少。但这并不等于说《抱经堂文集》的学术水平不够高。民国时期编纂的《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抱经堂文集》评价甚高，谓：“集中订正经史，辨别异同，序跋诸篇，皆极详赡核实。”这一评价应该说是符合实际的。就整体而言，《抱经堂文集》乃高水平之学术文集，我们在整理校点过程中对此深有体会。《抱经堂文集》未收卢文弨之诗，《抱经堂诗钞》乃卢氏部分诗歌之结集。卢文弨虽非以诗名而著称，但通观是书，其诗内容丰富，意境深远，格调高尚，体例谨严，从而使卢氏在这一领域亦卓然成家，在清代诗歌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再如，《群书拾补》可谓卢文弨最有分量的一部校勘学著作。该书仿《经典释文》之例，从群书中摘录字句，考辨异文，共校正补遗经史子集四部书计四十种。《群书拾补》校勘与补逸并重，其校勘成果多为后人所采用，如吴士鉴《晋书斠注》就吸收了不少《群书拾补》中的校勘成果。《群书拾补》较为全面地反映了卢文弨校勘学方法、思想和成就，受到了同时代及后代学者的高度赞誉，如钱大昕在是书序中有云：“凡所校定，必参稽善本，证以它书，即友朋后进之片言，亦择善而从之，洵有合于顔黄门所称者，自宋次道、刘原父、贡父、楼大防诸公，皆莫能及也。”另如，《仪礼注疏详校》不同于卢文弨的一般校勘之作，而是既有校勘内容，也有研究心得，在一定程度上业已具备著作之性质。该书繁征博引，创获迭见，系清代《仪礼》学的重要成果之一。

    《抱经堂丛书》本《经典释文》及其《经典释文考证》受到学者的重视和好评。杨军、曹晓云的《〈经典释文〉文献研究述论》（《合肥师范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一文认为：“清代校勘《经典释文》最重要的成果是卢文弨的《经典释文考证》三十卷。”同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校点时发现，《抱经堂丛书》本《经典释文》中的卢文弨之校勘，有溢出《经典释文考证》者。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乃因《经典释文考证》在《抱经堂丛书》本《经典释文》刊布之前已先成书，而卢文弨在后来的校勘（包括刻成之后的校勘）过程中又有新的发现。由此亦可窥视卢文弨之精益求精。因此我们在利用卢文弨之校勘成果时，应该同时关注《抱经堂丛书》本《经典释文》本身以及《经典释文考证》，二者缺一不可。再则，卢文弨的《重校方言》是在丁杰校本之基础上完成的，它与戴震的《方言疏证》，被公认为清代关于《方言》的最具价值的两个校本。

    另外，卢文弨曾经手校《十三经注疏》，而今天我们见到的阮元主持编写的《十三经注疏校勘记》，包含了卢文弨的校勘成果。因此，卢文弨在《十三经注疏》校勘史上贡献甚大，具有重要地位。这一学术史问题值得我们继续关注并加以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