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唐宋诗学

    我对禅学，并无宗教方面的兴趣。如果从宗教的意义上讲，我可以说基本上是个“门外汉”。我对禅，却有很浓的哲学的、美学的乃至于诗学的兴趣。

    1985年，当时我还是一个刚刚硕士毕业的助教，收到“第一届全国严羽学术研讨会”的请柬，我非常珍视这个学习机会，便非常认真地准备会议论文。从何入手呢？于是研读严羽的诗学代表著作《沧浪诗话》。从中找到了一个角度，那就是诗与禅的比较。因为严羽自己就说得非常清楚：“以禅喻诗，莫此亲切。”这是对严羽诗学思想研究的最佳提示。我由此得到憬悟，写成了《诗与禅：似与不似之间》，后来收在《严羽学术研究论文选》（鹭江出版社1987年版）中，这是我探索诗禅关系的起点。

    我从小就喜欢诗，古诗、现代诗都拿来读。在“上山下乡”那段不堪回首却又记忆犹新的日子里，一天艰辛的劳作之余，是一部《唐诗三百首》和一些旧的《诗刊》，伴我度过寒冷的冬夜。硕士期间读的是唐宋文学，研究的对象就是唐宋诗词。自己以前也喜欢写诗，上大学时还写了不少“朦胧诗”，因此对唐宋诗词有一份情有独钟的深爱。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以研究《沧浪诗话》为契机，对诗禅关系有了一些属于自己的体会。

    从某种意义上说，禅学对中国文学、中国诗学的影响与互渗，不亚于它的宗教价值。中国的唐诗、宋诗之所以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样子，在很大程度上是不能排除禅的影响的。最典型的当属王维、孟浩然、刘长卿、白居易、刘禹锡、苏轼、黄庭坚的创作。唐宋时期文人士大夫染禅的情况非常普遍，禅在很深的层次上影响着文人的心态。这种心态又使唐宋诗人、词人的作品，呈现出特有的审美风貌。如盛唐的山水诗派诸人，大都是与禅有较深关系的。禅使这些诗人有了一份淡泊的心境，才有了山水诗的那种空灵明净。

    作为中国化的佛教哲学思想，禅宗固然有着来自于印度佛教思想的渊源，但更是与中国本土的哲学思想相融合的产物。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与玄学的合流，是后来禅宗思想的基因。支道林、谢灵运、宗炳等人的佛学思想，其实都不无玄学的影子。般若学的“方便沤想”，深受“体用不二”思想的启迪；道生的“顿悟”，尤与庄学、玄学有不解之缘，而至禅宗思想的产生与丰富，可以说是佛学中国化所达到的浑然无间的境界，也是中国的士大夫们所乐于接受的思想方法。禅的“拈花妙谛”，禅的“活参”“妙悟”，不仅与诗的灵境相通，而且在相当大程度上使唐宋诗人的艺术思维产生了飞跃。

    “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苏轼《送参寥师》），非常睿智地揭示了禅的“空静”观与诗境的关系。禅是超越的，但却并不脱离世俗生活。“平生寓物不留物，在家学得忘家禅”（苏轼《寄吴德仁兼简陈季常》），在现实生活中即世超越，这正是禅的精神。《维摩诘经》中有着颇为有趣的譬喻：“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淤泥，乃生此华。”“又如植种于空，终不得生，粪壤之地，乃能滋茂。”“譬如不下巨海，终不得无价宝珠，如是不入烦恼大海，则不能得一切智宝。”作为禅宗的精神宝典，这种“烦恼即是菩提”的命题，深深地影响着唐宋时期士大夫们的生活态度，从而也形成了在生活境像中返照，对“此在”的生存取一种审美观，如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柳宗元的“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渔翁》）、苏轼的“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东坡》）等均是。

    唐诗在意境上远远超越了魏晋南北朝的诗歌。从质实到空明灵动，这是中国诗歌艺术史上的一个跃迁。如王维的“白云回望合，青霭人看无。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澄波澹将夕，清月皓方闲”（《泛前陂》）、“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汉江临泛》）、孟浩然的“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宿建德江》）、常建的“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题破山寺后禅院》），都是很有代表性的。这与诗人们的禅思是大有关系的。

    禅学思想中的“任运自在”“随缘自适”，是文人士大夫度过人生困厄、消解心理焦虑的“良方”。尤其是身处贬谪境遇之中，禅的“随缘自适”“任运自在”的思想，帮助士大夫们度过那些饱经坎坷的岁月，也使他们的诗词创作中冲融怡然的审美情趣。如白居易的“外累由心起，心宁累自息。尚欲忘家乡，谁能算官职？宜怀齐远近，委顺随南北，归去诚可怜，天涯住亦得”（《委顺》）、柳宗元的“霞散众山迥，天高数雁鸣。机心付当路，聊适羲皇情”（《旦携谢山人至愚池》）、苏轼的“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风波》）。

    禅学对诗学理论的影响与渗透更是显而易见的。这当然以《沧浪诗话》为代表。《诗话》中的“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的著名命题，已将诗禅之间的相通之处揭出。禅对诗学介入的重要意义，更在于在儒家诗教之外另开了一条诗学研究之路，即更重诗人的艺术思维和诗歌境界的探寻。《诗格》（署名王昌龄）的“三境”、苏轼的“空静”说、叶梦得《石林诗话》中的以“云间三种语”论诗、姜夔的《白石道人诗说》中的四种“高妙”和“白悟”说，都是受禅宗的直接影响而提出的新的诗学命题。这些命题所阐述的诗人的审美心胸和诗歌的审美境界等，都与儒家诗教相去甚远。应该说，禅学对诗学的介入，在中国诗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

    禅与唐宋诗学之间的因缘是很难说得透翻，本书所涉，也只能是一鳞半爪而已。这些年来，这个方面的专著和文章时可见到，各有建树，而我的这本小书虽则粗疏，却是自己含茹而来，略有心得：

    京华秋意已深，片月青天，白云自在：以思无思之妙，返思灵焰之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