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

    一种文明，或一种文化，其生存演化所追求之最高境界，无非是两个维度：一曰空间上得其广大，二曰时间上得其长久。

    空间上得其广大者，为此文明不仅有创新不竭之活力，且极具广博开阔之包容性，可将广大地域里各种各样不同之人类族群与文化联结于一体，虽有差异而相安共处，虽有个性而友善并存，故而此文明得在空间上日见扩散传播，最终形成一个幅员辽阔、地域广袤、色彩斑斓之大型文明共同体。

    时间上得其长久者，为此文明不仅起源极古老，强盛一时辉煌炤炤，且极具坚韧刚毅之历史延续性，可历千难万劫而复兴，如源远流长之滔滔江水，奔腾而不息，长流而不断，所谓“苟日新，又日新，再日新”，故而此文明得在时间上跨越千秋万岁，开万世之太平。

    那文明何以得广大，何以得长久？这在理论上似乎是个千古之谜、难解之题。不过，在中国千百年来多民族国家建构与文化关系演进的独特过程中，或许隐藏着破解这一千古难题的某些谜底；非洲大陆各族群在其漫长文明创造过程中，也积累了许多自己的本土智慧与知识及天人交往合作的古老传统。今天，我们把这两个相距遥远的空间世界联系起来作一番文明成长的历史与现实对话，尤其是从中国边疆的少数民族边缘文化的角度来看一看遥远的非洲大陆，来对这一历史谜题作一番转换视野的新解读，或许正是一次风景特殊的思想“旅行”。

    《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时空内容跨度很大，涉及中国西南边疆和热带非洲大陆两个相距遥遥的文明文化演进过程中有关“天长地久”“国泰民安”“四海一家”的一些最基本问题。之所以能把这两个遥远世界放在一起来相互对望和比较讨论，一是因为中国西南边疆特别是云南边地的少数民族与非洲大陆一些地区和国家在民族历史文化、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结构形态的某些方面可作对比观察，可从学术上开展跨文化的区域比较研究，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治学过程及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国家的巨大变化给了我这种长期观察与比较研究的机会与可能。本书取名“从中国边疆到非洲大陆”，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大体上表述的就是我长期行走于中国西南边疆、非洲大陆、中国江南的研究道路上的一些个体经历，以及于个体经历中对于中国和非洲民族、历史、文化、社会诸般事象之所见、所闻、所思。

    为什么要从中国边疆的角度来看非洲大陆呢？非洲和中国都是人类文明重要起源地，双方交往亦源远流长。然近世以降，中华追逐欧风美雨，对非洲认知亦跟随西方话语。非洲人对于中国的认知也曾大体如此。今日中国重返世界，当重建有关域外的全球知识新体系，由跟随西方言说的旧格局反转为中国现代性与全球史言说的新方式，按照这个世界的本原与真实的生活实践，实事求是地重新去理解中国、理解非洲、理解世界，形成中国言说世界的新话语，从而推进当代中国社会科学的原创性成长。而要这样做，一个重要前提是需要适当转换我们旧有的观察视野与知识形态。在以往很长一段岁月中，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始终不全面不充分，常常将欧美等同于世界，同时对于自身的认识其实也不全面不充分，常常将中原内地等同于整个中国，将汉文化等同于中华文化。凡此种种知识缺陷与认识盲区，使人们在很长时期中“言必称欧美，话必说中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今天，我们需要跳出这样的认知藩篱，登高而远望，既要全面认识好外部世界，也要全面认识好中国自身，这样才能更好地理解过去、把握未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能从过去关注不多的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角度来对望一下遥远的亚非拉文明，那或许从一个侧面预示着中国学术拓展域外思想和知识新天地的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文明以远，当化成天下，四海一家，本天下大同。中国和非洲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两大文明区域，无论过去还是未来，双方之发展于人类历史整体进程都关涉深远。如果说从社会经济发展的角度上看，广阔的中国西南、西北地区是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过去的第三世界”和“今后的新天地”,那么广阔的非洲大陆就是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中“过去的第三世界”和“今后的新天地”。所谓“温故知新”“鉴往知来”，如果说中国之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的内地与边疆、东部与西部、汉民族与各少数民族是否能和谐并进共同发展，那么同样地，世界之未来在很大程度上亦将取决于中国这样一个世界性的文明古国与崛起强国能否与亚非拉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西方发达国家共同建构起合作共赢、共生共存的命运共同体，并以此去化成天下、包容世界、开万世之太平。在此意义上，中国的对非战略、中非全方位的战略合作、中国边疆民族地区与遥远非洲在发展领域合作的有力推进，将是当代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发展战略”的最佳观察窗口与实验场所，这个战略实现好了，对于中华文明之求其广大、求其长久，对于中国为世界作出更大的贡献，意义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