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上春树小说的另一种阅读

    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村上是听音乐、跑步、读书、小资生活的实践者和指导者，而文学研究者则认为村上在爱情、青春、冒险、奇幻等外包装之下对文学艺术、社会人生进行了严肃的思考。刘研教授的《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寓言——村上春树论》一书正是对村上文学别开生面的一次深入研读。

    本书深入村上文本的深层结构，审视村上创作的文化场域，揭示村上从文学的角度对日本当代社会种种问题的思索与回答。大体在三个层面上颇有特色：一是把村上文学置入日本“后战后”的历史语境中进行审视；二是通过文本细读，充分还原村上文学的复杂性和创新性；三是立足于中国他者的学术立场，建构中国学者的特色话语。

    著者将村上文学定位为日本“后战后”时期的精神史寓言，剖析作为“文化现象”的村上文学的内在张力，不只是在探寻日本文学的发展趋向，而且是要将之视为政治和文化策略的有机组成部分，成为观察当代日本的一个特殊角度，在“精神史”寓言层面上具体呈现完整的时代与生命体验的真实图景。本书从当代日本的实际出发，对日本“后战后”时期做一解释：作为时间概念，大致始于1970年左右；作为文化概念，是对战争和战后问题的解构、反思与建构。由此，本书将身份认同这一场域作为契入点，认为“身份认同”，即追问自己是“谁”（身份）以及如何和为什么要追问“谁”（寻求“认同”）是关键，以此为线索对战后日本所遭际的重大问题进行了梳理。这是日本的问题，也是中国的，乃至世界性的问题。

    著者认为村上的魅力在于他是一位为时代把脉的高手，他紧紧抓住了时代的脉搏。因此本书的核心就是审视作家以怎样的姿态将这些时代问题编织进文本，并做出怎样的阐释与回答。席卷世界的“村上热”的实质关键在于他用创作揭示了“高度资本主义”神话的实质，呈现了都市化社会中个体存在的情感体验诸如孤独、寂寞、无根、莫名的不安与恐惧。著者总结说：村上在创作中对众多思想文化问题进行了积极的叩问，他以文学创作表达了自己对时代和人性的看法，体现了时代核心的精神气质，积极介入时代，构建时代，乃至于引领时代，在时代的坐标系中上承夏目漱石，下接大江健三郎，在世界范围内重新塑造了日本文学的新形象。

    由于村上运用各种流行文化样式或故事框架为表层结构，语言口语化，通俗易懂，内里却充满相互指涉和隐喻的特质，意象纷繁，题旨错综，所以学界对其人其作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阐释多元。著者充分认识村上文学“多棱镜”般的复杂性和独创性，从细读文本出发，用文本叙事说话，克服自明，克服为作家作品贴标签式的简单做法，也没有将他的创作硬塞进某种批评范式，而是博采诸种批评方法之所长。村上文学最能打动人心的莫过于仿若不经意间流露的孤独、无奈的格调，将这种“尽在不言中”的情调一一呈现，方显著者文本细读的功夫。村上春树的两部纪实文学《地下》和《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文风朴实，实录为主，研究者对主题思想多有评述，但对叙述方式却关注不多。著者独辟蹊径，深入文本肌理，细查叙事张弛，指出二者虽同为对话记录，但《地下》中少有村上插话，侧重原封不动记录受害者的苦难与困境，而《在约定的场所地下2》中村上不断插话，扭转话题，对作为施害者的奥姆真理教信徒进行质疑和反驳，层层深入，最终形成“精神交锋”，将“恶”与“暴力”的真相撕开给读者看，期待向年轻人传播“有效的”“向善的”物语。这里的文本细读显然起到了深化村上文学的作用，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鲜明的“文学介入者”的村上春树。

    如何面对历史记忆、如何进行战争叙事始终是日本当代文学无法回避的话题。本书在吸收中日两国学界丰硕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围绕着文本、作者、批评和时代语境与日本学者、中国学者展开互动和对话，既关注作家创作的原点，也关注被日本学者表述的镜像化了的村上文学，进而确立中国学人的鲜明立场。

    本书注重发掘村上在重叙历史时的艰难探索和复杂衍变。村上在《奇鸟行状录》中以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相互指涉以及代际传承建构战争记忆，并提出了战后责任问题，但日本人作为受害者的设置说明作家还未能建构超越民族主义的批判立场。《海边的卡夫卡》中作家继续追问历史记忆的可能与不可能，然而通过本书著者由表及里的剖析，让我们清楚地意识到少年卡夫卡的成长呈现出解离记忆、将所有罪过都归之于他人、自己不必承担任何罪责的危险倾向。然而在《1Q84》中村上强调历史记忆不容遗忘，我们即便没有经历战争也必须承担父辈的战争罪责。“中国”是村上文学的重要时空。他在文本中内置代际传承的叙事结构，展现集体记忆的延续性，在文学叙述中将历史经验记忆转化为虚构的文化记忆，在这一转化中，著者尤为关注他选择“记住”什么，条分缕析出村上“中国”形象的复杂性在于文本中刻印着日本在现代化进程中难以言说的情感记忆，村上构建“满洲”和“满洲人”的话语资源主要来自于日本近代以来的历史与文学叙事，他的创作不可避免受到历史和经验的塑造。其间既有对西方东方主义的不自觉认同，暗含着战争时期“东洋主义”的潜流，也有对“东亚”承担战争责任的罪感；既有将中国他者内化为日本的自我形象的倾向，也有通过文学塑造摆脱“满洲”这一精神重负，实现对精神创伤疗愈的意图。质言之，村上对待战争记忆以及中国形象的书写是复杂微妙、不断变化着的，著者紧紧抓住了这种复杂性、动态性。我们注意到村上在新作《刺杀骑士团长》中仍然内置了代际传承的结构，由未曾经历战争的一代人讲述战争记忆，相较《奇鸟行状录》中对“南京大屠杀”的一语带过，村上将小说人物雨田继彦设置为大屠杀亲历者，叙事由以往的犹疑一改客观叙述事实的肯定语调，继彦选择自杀的结局令受害者与施害者会于一体，并否定了追究南京大屠杀的确切人数的所谓“知识性态度”。虽然涉及篇幅极小，但却与小说中心线索息息相关。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村上文学的沿袭与变化，也说明本书著者对村上文学的阐释是较为精准的。

    总之，著者将文本细读和理论思辨相融会。一方面，在剖析村上对自身国家历史的认识所表现出的复杂性和悖论状态的同时，呈现了中日两国在思想文化层面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巨大差距，中日之间跨文化话语对话空间的形成所面临的巨大困难。另一方面，为我们寻觅“东亚”内部相互理解的可能性建构了新的对话空间，并促使我们进一步思考怎样从文化和文学的层面，在历史创伤仍然存在，当下因利益冲突、纷争随时爆发的状态下，进行更为真实有效的跨文化对话与思想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