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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层面整理了人类从陆地进入海洋之后所产生的海洋文明体系。
近40年来，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不断深入，中国学术界亦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2012年，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目标；2013年底、2014年初，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多次提出建设“一带一路”的宏伟愿景。这是中国历史发展未有之大变局：以陆域文明著称的中华文化需要以凤凰涅槃之力再塑中华之海洋文明，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为此，需要建立与之相匹配的知识体系。
《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的中心无疑是用人类文明发展的视野来考察人类与海洋的关系。我们绝大部分的知识体系来源于人类与土地的互动。但是，地球的表面约70%是海域，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居住的星球更像是“水球”；而人类生存的陆地更像是被海洋所分割、包围着的岛屿。由此，当人类从陆地迈向更为广阔的海洋时，必然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文明体系——海洋文明。本书从物质、制度与精神三个层面整理了人类从陆地进入海洋之后所产生的海洋文明体系。
在1772年第一艘铁甲船出现在英国之前，“人类航海的主角是木制帆船，而在那个时代可以被称为最先进生产力的就是（中国东南沿海）的福船”。本书将近年来在东南沿海的考古发现、古籍整理，以及散见于外国文献中的相关记载进行相互印证，无疑更具有说服力。为适应人类的海洋活动，人们创造了诸多新的组织形态，15-16世纪，欧洲各国为了获取丰厚的海洋贸易利润，同时，最大限度地分散海洋所产生的风险，纷纷成立了人人参与的股份制的“东印度公司”。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贫民百姓，都可以参加投资与分红，而在航行过程中所遭受的损失也由全体受益者承担。为应对海洋的变幻莫测、人人参与和共享的保险业产生了。人类的海洋活动最重要的还是产生了一种“新人”——通过海洋冒险进行贸易获利的资产者，他们与陆地上的地主、领主完全不同。他们不靠世袭与恩宠，拎着脑袋纵横海洋，获得了自身发展的第一桶金以及文化基因，他们就是后来的“资产阶级”的前身。以“海洋”的视角来理解欧洲近代以来的变化：新阶层源于海洋冒险，新强国如英国、荷兰崛起于海洋争霸，而欧洲各国现代国家意识的觉醒也与海洋竞争有着很大的关系；随之产生的一系列新制度只不过是为了维护各国在海洋上的新格局。本书从海洋的视野来看欧洲的近代发展以及一系列影响至今的制度，的确让读者耳目一新。
作者认为，欧洲人充沛的冒险精神显然与古希腊以来的文化传统有关，从《荷马史诗》到《鲁滨孙漂流记》，欧洲人的文化基因中有一个从未间断的向往海洋的传承。这种传承表达在一代又一代的航海家前仆后继、用累累白骨勾勒出的一小段一小段的海图中，再用一代甚至几代人的生命将片段的海图联系起来，才有了今天我们所见的以经度与纬度交织出来的“世界地图”，让我们明白：原来世界地图就是一张航海图。这张“世界地图”所传递出来的信息真的没有中国航海家的“足迹”？作者分析了近年来被发现的“谢尔登地图”（TheSeldenMap)，该图以西方人绘制航海图的手法，第一次详细地展现了中国海商熟悉的中国东南沿海以及东亚、东南亚区域。该图是明代中后期福建海商的航海图，这种用汉字标识但以闽方言发音的海图是明清时代中国海商的“标配”，在海外图书馆、档案文献中屡有发现。如果将其与欧洲同时期的海图相比较，我们就能够发现：在欧洲人的海图中，这部分被严重缩窄的，特别是其中的西沙、南沙群岛与东海、东南亚海域上的诸多群岛。而中国海商千百年来经营着这个区域，自然就能够提供该区域最为详尽与精确的状态。
人类的海洋文明是人类进入海洋这一独特的空间领域之后创造的，但是，不同区域的人民文明原型不同，所创造的文明一定呈现了不同的文化底色。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与欧洲海洋文化在精神气质上是截然不同的。以波塞冬为代表的西方海洋文化，如波塞冬的形象：孔武有力、手握铁叉，具有强烈的进攻性，这与欧洲人在海洋上所展现出的掠夺、扩张是一脉相承的。而中国之海神妈祖：慈爱、祥和，一如其手中所握的如意，这是中国海洋文明和平、发展、建设的象征。历史上，中国海商在移民所在地就是以建设者的姿态融入当地的。今天，中国海洋文化依然是一种和平的、发展的、与人类共荣的文化，它也代表着今天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重返世界大舞台的中国本来应有的文化姿态。
本书展现了当今中国学术界急需的一种方法论与视野。读《海洋与人类文明的生产》，通篇感觉到作者贯穿中外、打通古今的视野。作者确立的是“世界包含着中国、中国在世界之中”的理念，于是，中国史的“安史之乱”“海禁”等皆为世界史的一部分；同样，世界史的“发现新大陆”与“大航海”的诱因却是部分源于东方中国的物产，如茶叶、丝绸与瓷器。这或许与本书研究的对象有关，比陆地宽阔的海洋与陆地展现出完全不同的面貌：在陆地，我们可以以山为界、以河为壑，划出各类“界线”与“禁区”，而涌动的海水与海洋中的生灵真的很难划定属于哪一个行政区。今天的中国急需这种“中国在其中”的全球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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