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视域下的近代闽台形象

    一种异于国人自身视角的近代中国记录。

    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伴随着丝绸之路，辉煌灿烂的东方古老文明源源不断地传播到西方，到了《马可·波罗游记》一书诞生时，古老的东方更是被描述成“黄金遍地，香料盈野”的国度，一派繁华的景象。与此同时，西方正处于中世纪，社会生产力低下，其对东方财富的羡慕与渴望是必然的。因此，此时西方视域下的中国是一种“理想他者”的形象。但近代以来，东方的雄狮陷入沉睡，社会、文化、经济等方面趋向没落，伴随着鸦片战争，封锁已久的国门终被打开，沿海门户洞开，西风袭来。各种各样的舶来品随着这股西风进入中国，无论是鸦片、洋货等流毒甚广或便利生活的物品，还是科学、民主等思想文化，都对中国社会的变革产生了重大影响，西方传教士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西方传教士跨洲跨洋来华后，在这片土地上拓荒布道，视传播基督教为将西方文化导入中国的重要渠道。他们在中国传教过程中，也留下了许多文字记录，有游记、日记、来往信函、工作报告等。通过这些描述和评论，逐渐构筑起了西方视域下的近代中国形象，这是一种异于国人自身视角的记录，今人对这方面的史料进行研究，可以起到历史比较的效果。

    近代以来，闽台地区成为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的最早阵地之一，传教士们对这片土地的记录塑造了近代西方视域下的闽台形象。1867年1月，创刊于福州的《教务杂志》绵延赓续长达75年，于1941年停刊。它是当时传教士交换信息的平台，也为西方了解中国提供了一个重要窗口。今由集美大学的龙金顺、甘庭芳、蒋莹、叶佳坡老师选译的《近代闽台社会风貌——〈教务杂志〉文章选译（1867—1941）》，是从70多册的《教务杂志》中精心选取涉及闽台的有关资料，悉心编译，聚结成集，分教育、商贸、习俗、风光、宗教、其他6个部分对近代闽台社会做了一个较为全面的描述。

    这些记录作为史料的一种，无疑具有它的客观性。这些传教士以局外人（outsider）的笔触，积极参与多方面的社会活动：在教育部分，记录下了当时中国轰轰烈烈的教育改革运动在闽台的开展情况，包括从私塾教育到学校教育，从科举考试引进西学到最终废除科举，以及近代女子教育从无到有，等等，又可分为传教士在闽台所推行、从事的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国语教育、女子教育等。在商贸部分，为乔治·菲利普斯（GeorgePhillips）于1870—1871年写的两篇对马可·波罗和伊本·白图泰在福建的游历进行分析的文章，对两本游记中涉及的福建地名进行细致的考证。在习俗部分，对福建与宗教有关的习俗、缠足陋习、台湾北部的迷信治病方法进行论述，以局外人的视角真实记录并展现了近代闽台这片土地上光怪陆离的过往。在风光部分，对传教士在闽台两地的游历进行记录，记录下了盛行迷信、生活环境脏乱，但热情淳朴、自然环境优美的闽台乡村。在宗教部分，主要是对近代各主要差会在闽台的传教活动及成果进行记录，包括长老会、伦敦会、归正教会等。最后的其他部分，则为三篇小文，关于中国人演唱赞美诗，中法战争时期传教士在台湾的境遇以及清末社会中暗含的民主元素。以上这些都是对历史事实的一种客观描述，其价值是不言而喻的。对于研究闽台地区近代史的研究，提供了有一份值得参考的史料。

    但也正因为这些记录是在西方视域下产生的，自有它的主观性。当时的西方历经工业革命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借着蒸汽和电力的双翼，发展势头昂扬。相反，古老的中国正值社会动荡不安之时，政治经济落后，西方人看待中国乃至整个东方的眼光中自然带有一种似乎“与生自来”的傲慢。在这些人中，最有名的当属有着“帝国诗人”称号的英国诗人吉卜林（RudyardKipling,1865—1936），他的诗歌《白人的负担》（TheWhiteMan’sBurden）正是这种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下的典型体现，诗中认为“统治”、“教化”殖民地的土著居民是白人的“责任”。在大时代的背景下，诗人有其摆脱不了的局限性，类似地，众多西方来者的记录中也难免带有这种色彩，在他们的笔下，无意或有意地将中国塑造成“劣等他者”的形象。但对于史学而言，这种中西视域的不同，正为历史比较的创造了条件。历史研究不该回避这种区别，而应正视它，溯其源流，运用历史比较的手段充分利用这些史料的价值。

    综上，结合西方视域下对闽台社会形象的记录的客观性与主观性，《近代闽台社会风貌——〈教务杂志〉文章选译（1867—1941）》一书可以起到以下两个方面的作用。

    其一，作为译史，它在史料的保存与利用上具有自身的价值。许多研究近代闽台社会的学人越来越将目光投向资料数量庞大，但尚未完全开发出来的西方文献，本书的出版起到了保存、利用、传播史料的作用，使更多的人认识、了解、运用《教务杂志》这套史料。只有通过运用，史料才能得到更好的保存，过去的记忆才能鲜活起来，真正做到西塞罗在《论演说》中所说的“历史是记忆的生命”。

    其二，帮助建立更好的闽台形象，乃至国家形象。尼采对历史学做了三种区分：纪念式的历史学、好古式的历史学、批判式的历史学。第三种历史正是“运用力量去打碎和分解过去……把过去拉到法庭前，严刑拷打，最后判决……在这里宣读判决的……仅仅是生活”（尼采：《不合时宜的沉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3页），这种“打碎和分解”不是历史虚无主义，其中有一层含义即是认为过去的知识是用于服务现在和未来的，而非相反的削弱。一个时代、一个社会，没有没来由的“自负”，也没有没来由的“自卑”，只有正视从“理想他者”到“劣等他者”的形象演变过程，并“知其所以然”，才能更加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真实形象，在当前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进程中，帮助更好地实现自身形象的重构与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