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宽恕，要牢记 要走入光亮之中

    美国作家芭芭拉·金索沃的《毒木圣经》（张竝译，南海出版公司，2017年），是近些年来令我感触最深的小说。这是一部近50万字的长篇小说，叙事绵密，语言丰饶。我的阅读过程断续曲折，却充满欣慰，很多章节我反复阅读，比如描述露丝·梅死亡的那一小节，就是整部小说的关键情节，也可以说是描写死亡的经典段落：

    “因为我没法停下来等待死亡——它就亲切地停下来等我。”

    “露丝·梅出生的时候我不在，但我现在见到了。因为我看见出生的每一个步骤在她生命的末尾逆向向我展现开来。名为露丝·梅的回文，收拢了末尾的括号。她咽下的每一口气似婴儿的第一口呼吸般满怀着渴望。那最后一声尖利的叫声，完全就像最初的那一声。然后就一发不可收拾地往后挪移，出离了这个世界。惊叫过后，她圆睁着双眼，默然无声，悄无声息。她那泛蓝的脸庞因迫近的压力而皱缩了起来：拥挤于生者边缘的非生命渐渐向她逼近。她的双眼紧紧地闭上了，肿胀的双唇紧紧嵌合着，脊柱弓了起来，四肢越收越紧，直到她缩得不能再小。在我们茫然注视时，她移步去了一个我们谁都不愿跟去的地方。露丝·梅回到那狭窄的通道里，置身于这稍纵即逝的光亮与我们也必将前去的、光亮以外的一切——那漫长的等待——之间。在余下的时间她都将等待，正如她出生之前经历的时间一样漫长。”

    “因为我没法停下来等待死亡，它就亲切地停下来等我。又或者至少会在经过时稍作停顿，张开天蓝色的嘴巴，猛地一击，却击偏了。一道无法击打两次的闪电，一次从那可憎的光速里学到的教训。它咬向光亮，咬向露丝，它是真理，是天蓝色的预感，当它来临时，我们终于发觉自己有多宝贵。它来了，草地上那伸长的阴影。”

    小说中如这般悲伤而魅惑的段落还很多，这一小节尤其耀眼。艾达和露丝·梅是同胞姐妹，她们还有两个姐姐：蕾切尔、利娅。雷切尔最大，露丝·梅最小，中间利娅和艾达是双胞胎。利娅活泼，艾达沉默不言。芭芭拉用这一家六口人中的五位女性的视角展开叙述，艾达被家人认为脑袋有问题，她这“有问题”的视角就是非常人的视角。

    艾达不言语，却是最深沉的旁观者。她的表述中，经常突出《圣经》里关于罪和恶的话语，且是倒着读。艾达的视角是内心的、审视的视角。

    艾达喜欢倒着言说罪恶语句，很明显，她是在强调罪恶。她观看妹妹露丝·梅的死亡也是倒着来，把死亡和出生相对接、对等，也就让死亡变得醒目。而露丝·梅的死亡的确是这部小说的最高点。露丝·梅死亡之前，这一家五个女性都因为一味听从父亲普莱斯牧师的安排，经受着各种不必要的艰难、屈辱。露丝·梅的死就是遵从普莱斯的一个最严重后果。露丝·梅死亡之后，普莱斯的妻子奥利安娜开始了反抗，不畏艰难地带着三个女儿逃离。她们既是逃离普莱斯牧师一心要献身的非洲蛮地，更是逃离作为男性、丈夫、父亲、宗教守护人的普莱斯。

    这些全是女性视角叙述，把丈夫、父亲塑造为专制、罪恶角色的小说，很容易被解读为女性、女权主义写作，这样理解也不无道理。但是，《毒木圣经》的意义远超反抗男权这一直接而简单的主题概括。如果我们敏感于芭芭拉取的题目“毒木圣经”，关注了小说的圣经叙事结构，去理解小说中无处不在的《圣经》语段，就能够感受到，小说要诉诸的，不止是女性反抗男性，更是讲述文明的罪孽。

    普莱斯专断独行，把自己要为宗教献身的热情强加给家人，携着家人到非洲“蛮荒”部落传教，生活艰难不说，这更是一种生命冒险。另外，普莱斯对非洲地方部落的文化、信仰持完全否定的态度，他无法进入非洲土著人的精神世界，无法融入当地生活，他的传教是失败的。在失败中，普莱斯愈走愈偏激，对上帝的信仰逐渐演变成为对家人、对他人的漠然。因为一种自己所坚信的宗教的义，普莱斯教条地遵循着、煎熬着、牺牲着，最后也被部落人烧死在“主子塔”上。

    对于父亲普莱斯，长大后的女儿们有着清晰的论断。蕾切尔说：“他那么盛气凌人，满以为自己能拯救那些孩子，可他除了失去自己的孩子之外，还干了什么？”艾达说：“我就是这样一个男人生出来的，他坚信自己不讲其他，只讲真理，而他每时每刻写下的，是一部毒木圣经。”利娅说：“他就是一本固步自封的历史书。”

    利娅还直言：“耶稣就是毒木。”因为有普莱斯这样的父亲，耶稣的形象也被玷污、被误解。小说最后，艾达反观自己的生命历程时，对“误解”有深刻的理解：“误作真理的幻想乃是我们脚下的铺路石，它们就是我们所谓的文明。”这是指她父亲普莱斯，也是指西方文明侵入非洲文明的历史事实。

    《毒木圣经》还被誉为书写20世纪非洲、刚果的史诗作品。莱普斯一家人的遭遇只是小说的表面，背后是刚果民族、国家的沧桑历史。西方国家对非洲的殖民，就类似于普莱斯牧师的传教，生硬而充满误读。西方为非洲带去的，是扭曲的上帝，以及血腥的交易。他们在非洲埋下的不是有上帝的圣经，而是“毒木圣经”。“毒木”生根发芽之后，这块土地上革命与战争反反复复，暴力、屠杀成为日常。

    西方帝国对非洲的侵害、殖民，何尝不是戴着文明的帽子、打着真理的旗号？正如普莱斯坚信自己的事业崇高一样，当初的殖民者也相信自己信仰的是真理。真理成为铺路石，于是有了非洲几个世纪的受难史。这受难史，如今也普遍被叙述为文明进程史。如此反讽，芭芭拉用小说让我们更深层次地理解了埋伏在文明背后的罪与恶。

    把人性缝合进历史洪流，芭芭拉用一家人的遭遇叙述出了一个民族的历史，用一个专制父亲的形象透视了文明的本质。但是，如果小说仅限于表达这种鲜明的后殖民主义态度，那它也并不新鲜。我们还需要提及小说中母亲视角的叙述以及“树之眼”叙述，这是让反抗叙述超越怨恨情绪的重要存在。

    母亲奥利安娜的视角有大地般的胸怀，“树之眼”是自然世界对人性世界的观看。奥利安娜讲述丈夫的经历，为我们理解普莱斯多了一个内在的维度。普莱斯是可憎的，但也是可怜可悲悯的，他也是历史的受害者，从战场上归来后，内心阴影让他走向了信仰的极端。奥利安娜也在感受着非洲土地的荒芜、体会着刚果地带民众的苦难，当然也要为喂饱和保护四个女儿含辛茹苦。她看着自己丈夫那近乎献祭的徒劳宣教，纵然无法理解，却也无声地扶持着。

    “不光是我，还有以各种方式撒播的罪行。”奥利安娜一开始就这样告诉我们。露丝·梅死后，她逃离了丈夫，与非洲分道扬镳。后来艾达告诉她普莱斯被烧死，奥利安娜已不在乎。她告诉艾达，回到美国后，没有人询问她的丈夫与女儿露丝·梅。人们似乎以为，询问就是对她离开丈夫、不再服侍上帝进行指责。“父亲的罪不会被讨论。事情就是这样。”奥利安娜明白普莱斯的罪，也清楚自己曾是同谋，更清楚没有人会去认知这种罪。

    但其实，所有的罪都记录在“案”。作为自然，作为一切，包括作为成为魂魄的露丝·梅的“树之眼”，或者叫“蒙图”。它目睹着一切，记录着一切。它直言：“是的，你们全都是那场杀伐的共谋。”但最后，蒙图以儿女、以大地的口吻说：

    “母亲，你仍然可以一如既往，但要宽恕，要宽恕并永远给予，只要我们活着。我宽恕你，母亲。我会使父亲的心转向女儿，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咬啮着你骨头的乃是你自己的牙齿，饥饿是你的，宽恕也是你的。父亲们的罪附着于你，附着于森林，甚至附着于那些铐着铁镣的人，而你站在这儿，记下了他们的歌曲。听。让你肩头的重荷滑落，继续向前。你生怕自己会忘却，但你永远不会。你将宽恕，你将牢记。想想那藤蔓，从那一小块四方形的土地向外卷曲蔓延，那里曾经是我的心。那才是你需要的标记。放下吧。继续向前，走入光亮之中。”

    “我父的罪并非无足轻重，但我们仍继续前行。”艾达这里的“父”，是世俗意义上的父，也是宗教意义上的父。“父”的罪并非无足轻重，但“父”的罪附着于每一个人身上，附着于每一片森林里。每个人都是罪人，但我们仍需前行：要宽恕，要牢记，要走入光亮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