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月日

    前些日子，读到一篇儿子写老子的文章，很有趣，说起怎么让他们家老爷子下不了台的往事，这当然是家庭中逗乐子的轻喜剧了。老爷子急了，对儿女说，你们这样不妥，我可是要上文学史的。大意如此，但最后这句关键词是没有错的，那当然是玩笑话。但读后不觉大噱。假如他儿子问，您老人家上哪部文学史，是当代文学史，还是若干年后问世的现代文学史。当代文学史一般比较宽泛，而现代文学史，则有所挑剔，至于怎么选择，以什么标准选择，似乎都不是他们家那时还健在的老爷子，能够判断的事情了。而在此前更早，我还读到一位文学老人最后的访谈录，其中他谈及郭老的历史剧，如果我不曾记错的话，似乎也有不够进文学史的疑问；由此，我想起我自己二十多年前，快三十年的陈谷子烂芝麻。一位当时的名流（如今老了，名还在，但已流不动焉）责询我，你们刊物动不动就把作品后面的年月日删掉，将来，在文学史上怎么算？

    看来，中国文人的这种文学史情结，还挺在意。

    那时，我在《小说选刊》工作。凡当过文学杂志的编辑者，都有这种体会，最畏惧“下转多少页”和“上接多少页”这种翻来翻去的折腾。别说读者，就连职业编辑，一看刮号里的这几个字，顿时头大，很有电线跳闸，眼前一黑之感。所以，一篇作品排出大样，送到编辑部一校二校，不怕它少几行，而怕它多出一两行，两三行，不尴不尬，那才叫头疼。于是，对不起，只好砍掉作品尾部的年月日。当然还有另外一个理由，并不是所有作家都具有这种文学习惯，写完就写完了，不再通过结尾的年月日，再露一回脸。因为该朽的，记上年月日，也是要朽的；该不朽的，不记年月日，也照样不朽。再说，一本杂志里，有的作品后有年月日，有的作品后无年月日，会让读者误解编辑部厚此薄彼，为一律计，为篇幅计，刊物只有统统删削，于是，引起那位名流的不满。

    年月日，很重要吗？历史就是建筑在这些细胞之上的，当然重要。而对作家来说，年月日意味着沉重的责任，意味着生命的消耗，那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读《红楼梦》，掩卷以后，最让我为曹雪芹感伤的一句话，就是他在第一回里所说，“披阅十载，增删五次”，这八个字，字字滴血，作者说来轻松，其实那是他伏案3600多天（只能再多，不会再少），抄写530万字（统统都是毛笔字）的心血耗费。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不会超过50岁，这就是说，半百年纪，他只做了一件事，倾其毕生之力，投入到这部《红楼梦》中。而且最令他惆怅的，他并未看到他的这部书出版，直到他死，这几十万字的未定稿，还散佚着。可以想象，弥留之际的这位大师，守着孤灯，看这一堆一堆或捆扎着、或散放着的一笔一划写成的原稿，他是很难闭上双眼的。所以，他写下这两句话时，那苦涩而且无助的滋味，非此中人是难以体会的。然而，“十载”，究竟从哪一载到哪一载？“五次”，究竟哪一次具体为哪一年？他都不及细表。为什么他不屑写下具体的年月日呢？大概因为，一是曹雪芹没有那种要进文学史的欲望；二是旧时文人视小说为末技，为小道，不那么当回事，看得很淡；三是写下有什么用，写了等于白写，与其白写，不如不写。

    如此说来，年月日虽然重要，但对文学作品本身，也许并不十分重要，《红楼梦》就是一个例子。尽管到现在，红学家也没弄清他写作的年月日，并不影响这部章回小说进入文学史。而且，中国文学如果与中国历史同年，在这五千年中，至少有四千九百五十年，中国文人从来不在自己作品后边，注上年月日的。旧时，汉字是直行书写，没有标点符号，且用干支记年，不分行地赘在正文之末，殊不雅观。五四以后，新文学运动兴起，那些先贤们便把西方作家的写作习惯引进，这才在国内流行开来，看鲁迅、胡适的当时文章，鲜有不记年月日的。后来，抗战了，后来，解放了，作家对自己作品，遂有标注日期者，和不标注日期者的分别，再后来，可能察觉到上文学史，也并非排排坐，吃果果那样简单容易，由于希望太过渺茫，不标注者便多于标注者。因而，我请那位名流权且放心，即使我们刊物此刻删了，也不会妨碍将来它进文学史。上自屈原的《离骚》，下至曹雪芹的《红楼梦》，都未记下过写作的年月日，不照样成为文学史的经典吗？不过，我想请教的是，你认为当下这些小说，有上文学史的可能吗？他没有回答，然后，“王顾左右而言它”了。

    作家自注于篇末的年月日，盛行于西方世界，当然也与拉丁字母与阿拉伯数字的横排与易于书写有关，但西人习俗，未必适服中国水土，在中国人的概念中，作品出版问世的年月日，才能成为社会和时代的共同记忆。鲁迅的《故事新编》中，有一篇题曰《铸剑》的历史小说，作者自注为“一九二六年十月作”，实际发表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五月十日《莽原》半月刊第八、九期，标题为《眉间尺》，一九三二年编入《自选集》时改为现名”。这就是说《铸剑》从写成到发表，其间有半年的空窗期。显然，发表的年月日才是作品产生文学效应的肇始。如果曹雪芹在“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时，明确标注年月日，同样也是不具文学史意义的。因为在他生前，始终未能版行，他的原稿不是在抽屉里睡大觉，就是在小范围的读者中传阅，产生的影响极其微小。据胡适未必可信的考证，他认为曹雪芹善写人物对话，而不擅长小说结构，故而写不下去，这当然是“胡”说了。他对林语堂讲过，因为写不下去只好搁笔，这一搁就是十年，显然事出有因，但什么事，谁也不知。由此类推，凡处于原稿状态下自注的年月日，只能看成是作者在作品之外的余兴了。

    因为曹雪芹命途多舛，因为《红楼梦》险几湮没，还真得感谢新红学家不很待见的高鹗，若不是程伟元加上他的努力，大师和他的不朽之作，早化作历史的尘埃，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两位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将《红楼梦》正式出版，可谓功德无量。看来，印刷出版的年月日，面对读者的年月日，才是作品生命的开始。正是这部百二十回萃文书局活字排印本的问世，立刻风靡大江南北，席卷黄河上下，竟形成“开篇不谈红楼梦，读尽诗书也枉然”的红楼旋风，一刮就是二百多年，硬是将曹雪芹、高鹗刮进了文学史。

    最近，我读到某报披露的一次学者们探讨《红楼梦》的记要，连续三个整版再加上半版的发言，居然没有一位发言中提及胡适新红学的命根子脂砚斋，这是60年来难得一见的可怕冷场。由此更能领教年月日实实在在的厉害了。挤进文学史的，会被逐出去，革出文学史的，会被请回来。所以，现在还活着，呼吸正常的作家，竟考虑到非常遥远的上文学史的问题，我看都有笑得太早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