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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进宝教授的《敦煌文书与中古社会经济》一书，是浙江大学出版社的《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系列丛书之一，于2016年正式出版。该书共由四章组成：第一章《隋唐之际的社会变化》，第二章《敦煌寺院与社会生活》，第三章《阶层与阶级》，第四章《经济与社会》，另外书中还收录了三篇书评和“我与敦煌学”“我所了解的朱雷先生点滴”等两篇回忆性文章。
全书收录文章撰述时间跨度较长，较早的如第一章《隋唐之际的社会变化》之主体内容是作者1985—1988年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完成的硕士学位论文的有关部分；第二、三、四章等以敦煌文献为主要研究对象的论述，则大都完成于2003年—2008年，作者将主要研究方向集中于归义军经济史；最近的一篇则为“我所了解的朱雷先生点滴”，是2016年庆祝朱雷先生八秩荣诞时所作祝寿之作。
在全书开篇“我与敦煌学”一文当中，作者曾提到对自己治学影响极深的两位先生，硕士导师金宝祥先生和博士导师朱雷先生。虽然两位先生治学特点迥异，金先生的特点是擅长宏观探讨，高屋建瓴，其论文大都贯穿有唐一代，乃至是关于中古社会较长时段的研究，每篇论文都能发展成一本专著；朱先生的特点则是对传世文献和敦煌吐鲁番文书都有极为精到的掌握，擅长以小见大的微观考察。但两位先生的论著都是能够经得起时间检验的，是可以流传下去的。而通观全书可见，作者的治学思想极好的继承了两位先生的各自特点。其早期文章受金先生的影响较深，例如在“唐初对高丽的战争”一节，关于唐太宗、高宗父子坚持征讨高丽的原因分析中，作者并未将眼光仅仅局限在唐太宗、高宗父子两代，而是将目光上延至了南北朝时期，从高丽对南朝和北朝外交政策的不同，分析出高丽一直以来的外交目的均是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避免自己被吞并。唐太宗想要完成全国统一的愿望和高丽要保持独立，不被中原王朝所兼并的需求，这种因政治利害关系的不一致所造成的两者之间的激烈矛盾，才是唐太宗坚持征讨高丽的最主要原因所在。这种长时段的宏观考察，明显有受金先生治学特点影响的痕迹。而作者关于敦煌文献的考释文章，则又有着显著的以小见大风格。例如，作者在关于敦煌文献中“唱衣”“随身”“指㧑”“单身”“地子”等问题的考释中，都是从敦煌文献中出现的某些特定词语入手，条分缕析，最后将研究扩展到相关的僧团财物管理、社会阶层划分、土地税赋制度等等宏观问题之上。
除了上述写作特点之外，本书还有以下几个特点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首先，重视学术史的回顾和分析。作者在书中不止一次提到，学术研究是有继承性的，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上向上攀登。因此，作好学术史回顾，不仅仅是对作者关于自己研究领域已有成果掌握熟悉程度的一个展现，同时也是一项基本学术规范，是对前人已有成果的一种尊重。本书即极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书中在每个问题的论述展开之前，均有较为完整的学界已有观点简述，而且书中对前人成果的引用、借鉴以致评述，总体上也都是极为客观的。例如在“敦煌‘唱衣’研究史叙说”一节当中，作者完整回顾了从1931年至2007年学界关于“唱衣”问题的漫长认识过程。同时，在叙说当中，作者还分析了为何错误观点能够得以长时间沿袭的原因，并提出“敦煌文献包含的范围非常广泛，……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史学要与文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学科相互学习借鉴，尽量多了解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状况，从而使我们少走弯路”的诚恳建议，这值得我们每个治学者好好体会学习。
其次，重视传世史籍和出土文献的二重证据互证。虽然王国维先生最早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已为广大学人所熟知，但在史学研究过程中，许多论著还是未能将二者极好结合，往往顾此失彼，沦入就史料谈史料，或是就文书谈文书的模式。而本书的论述，大都注意到了传世史籍和出土文献二者的结合互证。例如，在“隋末唐初户口锐减原因试探”一节，作者提到当时“大量隐户、浮客的存在”是唐初户口锐减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分析过程中，作者不仅引用了大量传世典籍资料，还引用了大量敦煌吐鲁番文书作为实证。又如，在分析敦煌文献中的“唱衣”问题时，作者首先是根据《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禅苑清规》《敕修百丈清规》等传世典籍，对寺院“估唱”的规定、流程等问题进行了总体概述，之后又通过将敦煌文献与传世典籍对比分析，总结出了敦煌地区“唱衣”制度的独有特点。而这种通过文书材料与史籍材料结合印证之后的观点，均是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堪称不易之论。
最后，敢于怀疑已有观点，转换研究视角，进而提炼出自己新的观点。学术的创新主要包括新材料、新方法、新观点三个方面。在学界诸人所见资料差不多相同的当今，如何用新的研究视角提炼出新的观点，就成了一种极为重要的治学方法。当然，提出新观点的前提是必须要经过科学严密的论证过程，而不能靠想当然来臆造。本书就为如何用新的视角看待已有资料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范例。例如唐五代敦煌是否有棉花种植，学界大都认为敦煌文献中的“緤”即棉布，进而推断出唐五代时期，棉花已由新疆传入河西走廊，并在敦煌地区广泛种植。但作者首先通过对传世史料的考察，指出史籍中未见敦煌种植棉花的史料，且考古发现中也没有棉花种植的有关直接证据，从而对已有观点提出了质疑。随后作者通过“疊”、“白疊”、“㲲”、“氈”、“緤”等字义的发展演变，指出“緤”字是有棉花、棉布之意，但其还有另一种含义，即指“毛布”或“毛织品”。当作者将緤的毛布含义挖掘后，许多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即在晚唐五代归义军时期，敦煌的牧羊业非常发达，而牧羊业的发达提供了大量的羊毛，从而带动了敦煌毛纺织业的发展。因此，将緤作为毛织品来看待时，也就能理解此时期敦煌文书中緤的数量之多了。再结合其他史籍相关记载可证，唐五代时期敦煌并没有种植棉花。作者的上述独见具有相当的说服力，至少可备为一说。
综上，本书史料丰富，论述精详，或深化了原有观点，或提出了一些过去所没有的新论点，或对原来已有观点进行了修正，为从事出土文献或敦煌学的年轻学者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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