抉发写本条例 指示治学门径

    张涌泉教授撰写的《敦煌文献整理导论》于2015年12月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属于《浙江学者丝路敦煌学术书系》的先期成果之一。这套书系由浙江大学“一带一路”合作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编，受浙江大学文科高水平学术著作基金、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共同资助。

    《敦煌文献整理导论》堪称张涌泉教授继《敦煌写本文献学》（甘肃教育出版社2013年出版）之后，推出的又一部有关建构写本学理论体系的力作。全书共分为五编，依次为“定名论”“缀合论”“断代论”“抄例论”与“校读论”，合计收录20篇论文。

    张涌泉教授在卷首的《走近敦煌》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了解和认清敦煌文献的写本特点，是正确校理敦煌文献的最基础一环。”但此前学术界对于“敦煌文献整理校勘的实践着墨不多，讨论的深度和广度似也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以上开宗明义地阐述了《敦煌文献整理导论》一书的编纂宗旨是以整理校勘的实践为导向，牢牢把握敦煌写本文献的特点这一核心而展开论述的。由此可知，“定名论”“缀合论”“断代论”“抄例论”与“校读论”这五编的编排，可谓匠心独运，各编之间层层展开、环环相扣，突出解决的是研究者在敦煌写本文献整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带有普遍性的问题，从而使相关论述带有发凡起例的理论性质。

    除第四编外，各编的第一篇论文可视为所在各编的通论，分别是《敦煌文献定名研究》《敦煌残卷缀合研究》《敦煌写本断代研究》与《敦煌文献校勘方法例释》。这四篇论文对于一般研究者的指导意义十分巨大，值得反复精读与参阅。众所周知，印刷术普及后，写本逐渐被刻本所淘汰，因此宋代以后有关古书的学问大多以刻本为中心生发展开。读惯刻本书籍的后世学人，猝读中古时期的写本，难免有所隔膜，不易全面把握写本的各类特点，甚至会发生误解。上述四篇论文正是针对敦煌写本研究中最基础的环节提出问题，解决疑难，进而归纳总结，使人读后大有廓清迷雾之感。可以说，这四篇论文集中地体现出《敦煌文献整理导论》一书所具有的发凡起例、指示门径的重要作用。比如《敦煌文献校勘方法例释》一文，虽然借鉴的是耳熟能详的由陈垣先生所总结的“校勘四法”（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的理论框架，但文中发凡起例紧扣出土写本的内在特点，仅一“本校法”，就提出六种相关条例（据原书文例订正讹误、据原书词例订正讹误、据原书字例订正讹误、据原书韵例订正讹误、据原书文义订正讹误、据原书古注订正讹误），可谓条例详密，精审有识，足启来学。《敦煌文献校勘方法例释》一文在继承“校勘四法”精髓的基础上，又有所创造性的发展，从而大大提高了出土写本校勘手段的严密性与科学性，堪称将“校勘四法”娴熟地运用到写本研究中的典范。

    需要指出的是，各编其余论文尽管大体可以视为通论指导下的具体研究，但其中不乏可以补充通论部分的精彩文字，值得读者细心留意。比如第二编“缀合论”属于作者正在从事的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残卷缀合研究”的相关成果，着墨较多，篇幅接近全书的四成。在一些具体的缀合写卷的工作基础上，作者往往归纳总结出带有普遍性的指导意见，如《国图藏〈梵网经〉敦煌残卷缀合研究》中写道：“敦煌残卷的缀合是写本定名、断代、整理乃至进一步研究工作的基础，基础不牢，地动山摇。然而这项工作却是目前整个敦煌学研究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有待于我们投入更多的人力去抓紧进行。”既从学科发展的整体高度阐述了缀合工作的实际意义，又清晰地分析了缀合与定名、断代、整理各项工作环节之间的内部关系，非常具有指导价值。

    敦煌写本文献的研究业已经过百余年的发展历程，而且仍然处于蓬勃发展的进程之中。从学术界当前的迫切需求看，亟待需要像《敦煌文献整理导论》这样出自名家之手、理论与实践高度统一、并且具有学术总结性质的著作，来引导和推动出土写本文献的整理工作日益走向规范化与科学化。正如著名史学家朱雷先生所指出的：“出土文书整理是个大工程，要把那些千头万绪的纸片……根据纸质、字迹、内容有序归类，完成释文、拼对后，再融合自己的历史知识、文献资料，给文书断代、定名，必要的注释，等等。要想把文书整理成精品，谈何容易！”朱雷先生是结合自己整理吐鲁番文书的切身体会有感而发。从他所述整理出土写本的各各环节，不难发现拼对（即缀合）、断代、定名、注释（即校读）等实际处于整理工作的中心地位。可见，张涌泉教授的《敦煌文献整理导论》一书是真正抓住了写本整理工作的关键之处，充分体现出作者深厚的学养与超群的识力。

    《敦煌文献整理导论》不仅要言不烦，深入浅出，而且结合整理实践，提炼上升至理论高度。能达到这样的水准，绝非一日之功，而是建立在数十年的学术积累之上。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初便开始留意敦煌写本文献语言和书写特例的钩稽和归纳”，具备自觉的学科问题意识。著名语言学家王锳教授在80年代即以撰作“古白话文献研究之《古书疑义举例》”期许作者，深望能“括而充之，勒成一书，自可造福同行，衣被后学”。众所周知，《古书疑义举例》是清代浙江大儒俞樾围绕刻本古籍特点撰写的学术名著，是对乾嘉以来日趋精密的校勘实践的理论性总结。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张涌泉教授的《敦煌文献整理导论》与《敦煌写本文献学》都堪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敦煌学研究发展到一定高度的标志性著作，是奠定与构建具有中国气派的写本学理论体系的重要收获，足与《古书疑义举例》交相辉映。这不仅是浙江学术界的荣耀，更是中国敦煌学界的一大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