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艺术史“回家”的故事

    作为现代人文学科的中国艺术史，如今已在世界各地的著名大学、博物馆和研究所等学术机构落地生根、日益成长，究其在20世纪简短的发展历程，1959年于普林斯顿大学组织创办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国艺术考古博士研究培养项目的方闻教授，无疑是一位永远无法绕越的里程碑式人物。方闻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共培养了四十多名中国（东亚）艺术史与考古专业的博士，开创了“普林斯顿学派”。

    2000年方闻教授先后从普林斯顿大学和大都会艺术博物馆退休之后，他开始经常往来于美国和中国之间，在中国内地、香港和台湾频频发表演讲。用他的话说，就是带着中国艺术史理念“回家”。

    2004年2月27日至3月6日，方闻教授应邀在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举办的“第十七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上分别作了《中国艺术与文化史》《书画同体》和《东方艺术，西方面貌》三次演讲。演讲期间，方先生的老朋友物理学家杨振宁教授亦在座。当时杨振宁先生已经回到国内，于1997年在清华大学成立高等研究中心。他向方先生发出邀请，并打趣地说道：“你来清华高等研究中心做潘诺夫斯基（注：1930年成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吸引了各领域的一流学者做最纯粹的尖端研究，德裔犹太学者、著名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曾工作于此）吧！”半年后，2004年10月25日下午，在清华大学主楼接待厅，方闻教授从清华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会主任陈希教授手里接过清华大学讲席教授的聘书，正式加盟清华。方先生在致辞中表示这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隆重的仪式，他要在清华做三件事情：组织一个在中国具有示范性意义的艺术展览会；着手创立一个研究中国艺术史的研究所；帮助建造一个艺术博物馆。从计划来看，他试图将自己在美国的成功模式带回中国，即将博物馆的艺术收藏与教学工作紧密结合，训练考古与艺术史师资、博物馆专业人才，并提高大学生与一般民众对视觉艺术欣赏，及对艺术史和美学的认识水平。

    接受聘书之后，方闻教授在清华大学做了分别题为《视觉与文字：中西交汇》和《分界与关联：中国绘画史现状》的两场学术讲座。记得在答问环节，一个学生问起，作为中国的学者，当下研究中国艺术史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的时候，方先生说：“我们有很好的东西，可是现在研究的方法要现代化。中国的经济发展了，正如中国高层和清华认识到的一样，中国的人文科学应该加强。在多元文化的时代，研究自己的文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你是华裔的美国人，如果你不懂得祖国的传统，那么你就是一个有色人种的‘次等人’。中国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从视觉上看，艺术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将来如果在清华建起一个艺术博物馆，将有代表性的艺术品分门别类地在不同的房间进行展示，我们就能够更好地了解中国艺术发展的故事。”他说：“我一生的经验是，拿艺术品当实物的焦点研究艺术史……我们要研究得专一点，从‘东西’（即艺术品）开始。假如清华能够有一个用于教育的艺术博物馆，我相信那将是中国博物馆的一个典范。”

    于方闻教授而言，在清华创办中国考古与艺术史研究所，目的是要通过“考古学”与“艺术史”之间的分界与关联，参用西方“艺术考古”的研究范式，将传统“文献资料”和现代考古“出土文物”做成学科性（科学化）相结合的艺术文化历史研究的方法，以加强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一方面，我们从考古角度来研究古代“视觉艺术”以及文化思想史；另一方面，用“视觉艺术考古”研究来配合现代工艺操作创新的课程。在当代西方学界和博物馆界，中国“古代艺术史”已成为很受重视的一项科目。可是学深如海，如果要发挥这门科目的潜力，非得在国内生根不可。

    方闻先生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中国艺术史要回家”，首先是基于他对当前西方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一个现状而做出的一个判断。他曾直接地指出：“西方的中国艺术史在睡大觉。”以2001年伦敦大英博物馆召开的《女史箴图》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例，会上有十几篇论文探讨了与此画相关的诸多问题，然而，让方教授感到不安的是，很多年轻学者不再探究此画完成于“何时”“何地”或“何人”，而代之以论说“接纳与感受”的过程，讲述此画在后世社会的遭际故事。其焦点已从画本身的创作，转向了后代拥有者的眼光和立场，这是相对论者、后历史观和“接受美学”的一种看法，而与作品本身无关。然而在方先生看来，要研究顾恺之在中国画史上的地位与影响，以及《女史箴图》创作年代的考证，必须从作品本身所体现的中国模拟形似艺术史上着手。

    提出“中国艺术史要回家”的观点，其次是基于方闻教授对于当前内地中国艺术与考古学研究滞后现状所作的一个评价，也就是他所认为的“艺术史在中国刚刚起步”。事实上，中国学界向来不缺乏持各种方法论和不同类型的艺术史研究专家，甚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运用社会历史学方法，将艺术放到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加以研究，形成了我们治史的特色。但要警惕的是，智力上的惰性往往会使我们偏离历史的基本实质，仅靠手头有限的资料就推导出那些早已在预想之中的一般性的结论和规律方法，这种个人艺术史探究，充其量不过是一部嚼之无味的史料文案而已。

    2005年，从本科到硕士研究生阶段均接受国内教育体系影响的笔者，与方教授接触之初，曾有对于宋元之际文人画家钱选的“庞大”研究计划。他说：“很高兴看到你对钱选研究的思考，有一系列中国绘画史上的大问题。写成后，可编成‘钱选专题研究’这个极有深度的一大论文集。”不过，他随即提出委婉的批评：“我更希望你能把自己‘看’钱画真品实物的心得神会作出发点，深入浅出，引人入胜，用以重建钱选艺术创作的过程‘故事’。”他认为对于钱选的研究应该建立在作品而不是文献之上——很明显，他对于国内学子作艺术史研究不“看”画作本身是不满的，视作是一种“滞后”。不过，对于这个“滞后”，方教授有他乐观的看法。在写于2006年5月的《论滞后的好处》一文中，他指出，当代学者对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和西方艺术史学相比，多“滞后”之感——“滞后”了约一百年：“从中国古洞窟和墓穴中大量第一手文物和艺术作品，以及散落世界各地的中国艺术精品收藏和有关原始档案，尚少彻底的研究、陈列、展览，和一般民众教育讲演与说明。随着西方艺术史治学品位不断地变更，现代中国艺术研究在阔度和深度上虽已迅速成长，可是寻求传统西方艺术史学替换角度的艺术史家们，却认为中国古代艺术的范例，对现代全球艺术史的研究至关重要，所以我要从‘滞后的好处’来谈一些基本的设想。”

    在台湾，方闻教授不仅早在1992年即作为唯一的中国艺术史方向的学者当选“中研院”院士，而且他的众多门生早已在台北故宫、“中研院”和台湾大学等核心学术机构成为中国艺术史研究的中坚力量。方教授多次赴台举办演讲，向当地学人深入阐述其学术理念，如2007年1月在台北故宫举办的“大观——北宋书画特展”国际研讨会上作主题发言《宋元范式的解构——“形似再现”终结后中国绘画的再生》。2008年11月5日至13日，台湾大学主办“方闻教授专题讲座”，共四讲，分别是《汉唐奇迹在敦煌》《为什么中国绘画是历史》《宋元山水画的模式与解构》和《王翚的“趋古”》。2010年7月5日，方教授又在台北“中研院”作《艺术即历史：汉唐奇迹在敦煌》主题演讲。可以说，方教授的学术理路，在台湾学界已经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

    除了加盟清华大学，2010年，方闻夫妇又将自己珍藏多年的现代名家张大千泼彩代表作《爱痕湖》捐赠给浙江大学以作教学研究之用，持续地、毫无保留地支持中国大学的艺术史与考古学科建设。我们衷心希望方闻教授坚信的中国艺术史“回家”的理念早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