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人的晚餐

    方闻先生是当代海外最重要的中国艺术史研究学者之一。他的研究总是聚焦于艺术品本身，并重视“风格分析”，结出了丰硕成果。方闻先生桃李满天下，形成的“普林斯顿学派”实力强劲。但其著作引进不多，国内读者并不易获见，上海书画出版社获得方闻先生著作的整体版权，推出《方闻中国艺术史著作全编》，备受关注。去年以来，该套书已推出《中国艺术史九讲》《心印》《夏山图》等3种。在此，我们向读者推介这套书。下面，《九个人的晚餐》一文系方太太对方闻先生创业初期历史性一刻的生动回忆，请特别留意。           

——编者

    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贝鲁特大学教授唐纳德·罗伯特夫妇在上海居住，他们向方闻的父母建议，应该送孩子到美国念大学。而罗伯特夫妇自己的两个儿子，马克利和哈雷，也即将到普林斯顿大学报到。就这样，1948年，18岁的方闻来到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作为大二新生入学1951班。1949年，方闻决定主修历史。不久后他遇见了乔治·罗利教授。罗利的主授课程是十四世纪意大利艺术，尤其是锡耶纳画派的主要代表洛伦泽蒂兄弟的艺术。然而，罗利教授被中国山水画深深迷住。这位才华横溢的学者，在中国画研究方面自学成才，出版了《中国画的原理》等专著。方闻从小受中国传统教育，并拜书画家李健为师，自幼学习书画。罗利教授经常和方闻讨论中国绘画和书法，这让身处美国的方闻又触及到中国传统书画艺术，这促使他下决心在研究生阶段主攻中国艺术史。

    1956年，方闻结束了中世纪艺术的博士学位课程，而且还完成了中国艺术方面的博士论文。在20世纪50年代，普林斯顿大学艺术考古系要求研究生上所有课程，这样做的目的是将来他们无论在何处工作、教授何种课程，都能胜任其职。方闻修了系里所有的课程，包括1954年所上的中世纪建筑。1955年早春，当时的普大艺术考古系系主任E.鲍德温·史密斯教授病倒了。他把方闻叫到医院的病床边，告诉他：“你现在去一趟史密斯学院（SmithCollege，按：美国著名女校，位于马萨诸塞州北安普敦），他们需要面试一位我们的博士候选人来教授艺术史。你从史密斯学院回来后再马上来见我。”方闻照办了。当他回到医院向史密斯教授汇报的时候，史密斯问方闻：“你得到史密斯学院的教职了吗？”“是的，先生。他们给了我助理教授的职位，并且免除康妮（即方太太的英文名）的学费。”“嗯，方闻，现在，你谢谢他们，但是将来你会留在普林斯顿。春假结束时，你要接替我所教授的中世纪建筑课程。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曾受到毒气的戕害，我知道我的时间到了，我不会再教。秋季，我们会有新的系主任。我已经安排好，在你教授中世纪建筑课程的下一年，你应该休息一年，然后你可以去东方，研究日本收藏的罗汉画。总有一天，你将成为中国画研究的专家。但当你从日本返回时，你尚需继续教授中世纪建筑课程，直到这方面的需求结束。”史密斯主任还建议，为避免参军，方闻应该延缓取得博士学位，“不然你多年的学术训练就荒废了”。

    1956年，方闻获得资助，去日本研究大德寺所藏的12世纪佛教绘画。我们俩在日本度过了一年的美好时光，花了许多时间观看并拍摄京都大德寺所藏的罗汉画。我们还去了台湾，观看台北故宫的藏画。当时这些珍宝还藏在台中城外一个山洞的木箱中。看到范宽《溪山行旅》以及《丹枫呦鹿》这样的名品，让我大开眼界。我在布尔茅尔学院主修艺术史，曾特别关注意大利艺术，看到过许多不朽的画作。在台北故宫观看中国的古代巨迹，让我意识到，伟大的中国绘画能够比肩西方任何伟大的艺术。

    1957年秋天，我们回到普林斯顿，被分配居住在爱德华兹区20号，这是普大为年轻教师和职员安排的联排式住宅区。在爱德华兹区38号，居住着助理教授弗雷德里克（弗里茨）·莫特[Frederick（Fritz）Mote，按：即牟复礼]和他的妻子陈效兰。弗里茨是一位中国史学者，刚刚在莱顿学校教了一年书。弗里茨是普林斯顿的第一位亚洲学专家，当时他刚刚被近东系任命（当时没有东亚系）。方闻则是普大第一位获得中国艺术研究方向的博士。两位年轻人，弗里茨和方闻，志同道合，经常在一起讨论中国历史和中国艺术。效兰和我，两位年轻的女性，则乐于操持家务。我在布尔茅尔学院期间，曾上了一年亚洲艺术的课程。偶尔，我会在艺术史学习室里翻阅喜仁龙的七大卷中国绘画图录。我也经常聆听方闻和弗里茨的对话，我想我可以抓住些什么，来填补我的中国艺术知识的空白。所以我总是留意他们在说什么。不久，他们决定合力开始训练未来中国艺术史学家的计划。然后，二人均将这个想法报送各自的系主任，两位主任都认为这是一个值得努力的事情。

    就此，弗里茨和效兰，方闻和我，决定共同举办一个晚宴，邀请两位系主任和他们的妻子，来商讨和启动这项计划。当天下午，方闻像往常一样去了办公室，我则在家里为八人晚宴布桌。效兰是一个烧菜能手，她过会儿就会来帮我下厨。当我享受着这份宁静的时候，门铃突然响了。我打开门一看，是一位头戴洪堡帽身穿黑色大衣的绅士，还带着一大包书。“我找方闻先生！”“是！这是他家，请问您是哪位？”“我是喜仁龙。”尽管当时我设法保持冷静，但不得不说还是被吓了一跳。我看喜仁龙的七大卷中国绘画图录时，认为他是很久以前就过世的学者，现在这位可能是他的儿子吧。不过，我还是回答说：“方闻在办公室。请进！请坐！我来打电话给他说您来了。”我打电话给方闻，告诉他：“有一个欧洲长相的人找你，说他是喜仁龙，还带了一大捆书。那位编了七大卷中国绘画图录的喜仁龙先生有一个儿子吗？”长时间的停顿后，我听到了电话那头的大笑声，方闻说：“我马上回家，请欢迎他。”“当然！”我说。若干年后，我的确遇到了喜仁龙的儿子。不过，我当时开门迎接的这位的确是喜仁龙本人，就是那位编辑了中国绘画图录的作者。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他来了。但是，对于普大的中国艺术史博士培养项目诞生一刻来说，喜仁龙的到来完全是个偶然。他似乎是天使派来祝福世界上第一个中国艺术史学者培养计划诞生的。

    八人的晚宴成了九人的晚宴。从1957年开始，普林斯顿大学培养了数十位中国艺术史学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大学教书，还有一些人在全球各处博物馆任职研究员。当喜仁龙找人替他七大卷图册写书评的时候，他也没有料到他参加的那个晚宴开始了培养中国艺术史学者的项目计划。计划开始后不久，未来的学者们将通过方闻在普大建立的图片档案研究台北故宫的藏画，他们将会参考喜仁龙编写的图册，但也将远远超越喜仁龙所处时代的知识。

    今天，在美国、英国、德国、瑞士，以及中国内地、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大学和博物馆，几乎遍布了普大博士毕业的中国艺术史学家。每每此时，再次回忆1957年的九人晚宴，一切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