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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7年01月25日 星期三

    作家访谈

    陈世旭:驽马十驾 功在不舍

    本报记者 舒晋瑜 《 中华读书报 》( 2017年01月25日   11 版)
    《马车》,陈世旭著,文化发展出版社2017年1月出版,39.00元

        以《马车》为书名,有给自己打气的意思:驽马十驾,功在不舍。从心所欲,没有压力,写作成为一种赏心乐事。

     

        世界上有两种作家,一种是文学受惠于他们,一种是他们受惠于文学。前一种给文学带来巨大的光荣,使文学成为人类文化中宏伟辉煌的殿堂。后一种则从文学中获得无穷的好处。文学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际遇,文学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人生支柱,是他们的快乐和幸福的源泉,是他们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他们对文学感激涕零。

     

        陈世旭说,自己属于后者。“我写作着,我生活着,这就够了”,这句话写在陈世旭的一个自选集的扉页上,这是一种自我安慰,也是一种人生定位。

     

        20世纪70年代,陈世旭的《小镇上的将军》《惊涛》分获1979年、1984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98年,《镇长之死》获首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他曾是文坛风云人物,近年来也新书不断,当属宝刀不老。实际上他的写作始终伴随的争议和退稿;他所秉持的理念,与我们印象中的名家大相径庭。

     

        中华读书报:可否谈谈您的新书《马车》?

     

        陈世旭:《马车》是一部中篇集,共收入五个中篇,题材各异。以其中一个中篇的题目《马车》为书名,有给自己打气的意思:驽马十驾,功在不舍。

     

        中华读书报:能否谈谈您对于短篇小说创作的体会?您如何看待短篇小说?

     

        陈世旭:我所以写短篇,是因为没有驾驭长篇的本事——已经出版的几部长篇,其实是中短篇的合集。但就是短篇这样的小制作,我也写得不理想。对任何小说样式我是真不敢说三道四。

     

        而今,我快写一辈子短篇了,退稿依旧是常事。去年和今年发表的短篇《花·时间》和《欢笑夏侯》都分别是《收获》和《人民文学》的退稿。虽然可以拿取舍眼光不一来安慰自己,但也说明作品没有达到公认的水准。我把这些记得一清二楚,就是为了警醒自己永远别嘚瑟。所有这一类评价一定程度上对我是一种激励,逼我在写每一个下一部作品时都尽力而为,去争取更多的认可。

     

        中华读书报:早期的农村题材的作品,和您后来对于知识分子的关注,感觉风格上判若两人。您觉得呢?

     

        陈世旭:这可能跟小说语言有关系:写农村题材我尽可能贴近方言,写知识分子我用的是普通话。有时候书面语言多,甚至欧化,有点掉书袋。

     

        中华读书报:2011年出版的长篇《登徒子》生动地刻画了省级作协里一群文人的众生相。这部小说具有一种睿智、敏锐而质朴的洞察力。这是您眼中的文人吗?

     

        陈世旭:恕我直言,我对当代中国文人——首先是我本人,整体上评价不高。小说里的那些人物我太熟悉了。李国文老师一连好几年在《文学自由谈》开的中国文人的专栏,讲的是古人故事,画的是今人嘴脸,每读我都忍不住“拍案而起”。

     

        中华读书报:不知道您如何看待《一生之水》?这部相对而言比较通俗的作品,是否不太具有写作难度?

     

        陈世旭:谢谢你委婉的批评。这个小说我写得是有些随意。那一段我的家务事很重,每天坐下来,打开电脑敲一阵子,算是一种休息,不知不觉就发现小说可以结束了。其原因是取材太方便了,生活中故事都是现成的,无须劳神编造。传统艺术观完全颠覆,不是艺术高于生活,而是生活高于艺术。官员腐败、文化荼毒、道德沦丧,远超想象,匪夷所思。那些人物的庄严光鲜与卑鄙丑恶集于一身,并行不悖。状写越逼近真实就越显得漫画化。

     

        中华读书报:进入90年代,文学不再处于黄金时代,文学作品也相对边缘,您有过心理上的落差吗?

     

        陈世旭:没有。无论圈里圈外我一直都呆在边缘,形不成落差。有一次参加一家出版社的活动,同车的一位青年作家在向几位女记者顺便说起我的时候,肯定没有恶意地讪笑:他们那个年头,写一两篇东西就混出来了。我当什么也没有听见。不是因为教养,是因为认可。我虽然写了不止“一两篇东西”,但连同行都不知道,等于没写。

     

        其实,只要安心,边缘挺享受的:没人惦记,自由自在,衣食无忧,做自己喜欢的事,夫复何求?

        中华读书报: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作家,是否不存在写作瓶颈的问题?

     

        陈世旭:在同时代的写作者中,我从来没有过“文思泉涌”“井喷之势”“一发而不可收”之类的高峰体验。总是吃了上顿没下顿,总在找米下锅。在我写作最枯竭的时候,王安忆建议我打破惰性,去感受一些异质性的生活,比如去青藏看看。后来还真得到一个机会,去青海采访上世纪50年代援青的内地人,二十多天的时间里,常常天亮前动身,一整天穿过沙漠、戈壁、荒原,到达目的地已近半夜,那些接受采访的人已经等了一整天。面对一屋子“献了青春献终生,献了终生献子孙”的花白头发,我忍不住泪奔。太多的故事来不及记录,回到江西正好是国庆长假,我就在那些天里一口气写了三万多字的中篇《青藏手记》,随即给了《人民文学》,当时的几位主编王扶、崔道怡他们都很肯定,很快就发到头题。

     

        中华读书报:和同时代的作家相比,您认为自己的作品有何独特的价值?

     

        陈世旭:我的写作谈不上“价值”。多年来偶尔被人找去“讲座”,我从来说的都是我写作的那些煎熬和挣扎,让一些基层的文学爱好者觉得这样的人也可以被叫做“作家”,多少提振一下他们的信心。如果一定要说有什么价值,我想这就是。

     

        中华读书报:目前您的创作状态如何?

     

        陈世旭:从心所欲,没有压力,写作成为一种赏心乐事。没有计划,吃萝卜吃一截剥一截,信马由缰,走到哪是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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