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与读书

    二十年前，1996年10月底，在上海开完纪念鲁迅逝世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我立即赶回北京，马不停蹄奔往西山八大处市政医院父亲的病房。父亲已处于弥留之刻，但一听到我呼唤“爸爸”的声音，却突然睁开眼睛答应。当我把刚刚出版的专著《阿Q新论----阿Q与世界文学中的精神典型问题》举到他眼前时，父亲竟然从被子里伸出枯干的老手，接过了书，抚摸着雪白的精装书皮，用带有山东腔的普通话说：“不赖！”

    我深感父子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短，在父亲床边守候了一周，寸步不离。11月6日，父亲转过头对我说：“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跟你说……”但又说不出，只将头与枕边的书靠得更近些。我明白父亲要说的依然是读书……当天晚上十点二十五分，父亲的心脏停止跳动，我如五雷轰顶，肝肠俱碎

    ……

    而最令我震惊和痛悔的是11月8日，市政系统在八宝山与父亲遗体告别的时候。我从告别室内看到，窗外的空场上，萧瑟的秋风中，整整齐齐站着一排排市政的老工程技术人员，他们多数年过古稀，颤巍巍地一个个进来，向父亲的遗体深深地鞠躬，含着热泪与我握手，安慰我。只在这时，我才明白了父亲究竟是怎样的人！……而我又是多么不理解父亲，大学时居然迫于当时的极左压力，把父亲批判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极度的悔恨与悲恸如万箭穿心，痛苦至极，在父亲的遗体已送往火化炉之后，又疯了似地狂奔回去，向着就要火化的父亲遗体下跪，哭倒在地……

    父亲1909年出生在山东临清县大丁庄，一年以后，1910年，名扬中外的大学者季羡林先生诞生在相距十里的官庄。他们都是在贫寒中长大的。当时的临清县，武训曾经办过义学，非常重视教育，规定从县里考到济南中学的，县里给官费。再从济南考到北京或天津名牌大学的，县里和省里给两份官费。于是凡能就学的都视读书为生命，个个拼出最大的努力。历史证明临清县的这项教育政策是英明的，小小一个县竟供出十几个在大学崭露头角的姣姣者，大学副校长就出了六七位。其中最著名的是季羡林先生。

    父亲先是考上山东最好的中学----济南一中，中学毕业后又考上天津的北洋大学土木工程系，成为当时的校长、中国第一代桥梁专家茅以升的学生。大学毕业后很快升为技术非常过硬的高级工程师。建国后，他别妻离子到福建前线修了八年军事公路，1960年才调到北京负责市政的工程技术工作，兢兢业业，克己为公，年年评为先进工作者。他最为众人敬佩的是公私分明，诚实干净。记得小时候到父亲办公室玩，父亲给我钱，让我到附近邮局给他买些信封信纸。我看着他办公桌上成摞的信封信纸，奇怪地问道：“您这里有这么多的信封信纸，干嘛还要买？”父亲严肃地说：“那些是公家的，写公函才能用。写私信只能用自己买的。”对子女的教育也坚持这一点，出去买东西，让人坑了钱或者自己丢了钱，只说以后注意就完了，从不多埋怨。如果沾了别人或公家的便宜，多拿回了钱，却要严厉批评。一次，我上街买菜，售货员马虎，多找了两角钱。我回来扬着绿色的两角钱纸币高兴地对父亲说：“多了两毛！”父亲马上严厉地命令道：“什么时候，都不能沾公家和别人的便宜。马上给人家还回去！”我只好把两角钱送还给售货员，使她和周围的人都感到惊讶。

    穷死不借钱，万事不求人，是父亲做人铁定的原则。但有些同事遇到困难，父亲却慷慨解囊，而且不要人家归还。他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吃亏是福”，宁可自己吃亏，甚至吃大亏，也绝对不能让公家和别人吃一点亏。对这一点，我感到不理解，但十年“文革”中得到了验证。父亲竟然没受到冲击，一是他技术过硬，工程离不了；再就是为下了人，人们尤其是老工人暗中千方百计保护他。虽然没受到冲击，他却并不好受，所有的责任都压在他一人身上，使他如临悬崖，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地日夜操劳，寝食难安，生怕出错。而且时时惦念着那些被“揪”出来的同事，“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笼罩天下时，父亲上级和下级的两位高级工程师被几个懵懂、颟顸的年轻工人抓到马路边羞辱，强迫他俩搅沥青，铺马路，做不好时，就冲着围观看客说：“看看，这就是高级工程师，连沥青都不会搅！知识分子压根就不如我们工人！”父亲回家后第一次发了牢骚，痛心疾首地吼道：“怎么能这么说呢？工程师有更高的技术，他们可能不会搅沥青，但是勘测、设计、组织施工，你们那种不读书、没知识的小青年能行吗？”

    父亲对子女教育的重点就是一定要读书，学知识，绝对不要做不学无术、没有知识的人。常讲的话就是：“不学无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有害无益的。”他从小就给我讲季羡林伯父博学苦读的故事，激励我刻苦读书，立志成才，成为对国家和人民有用的人。当我决心报考文科时，父亲却坚决反对。他并不是瞧不起文科，而是认为文科成才太难了。他们当时官费供出来的同乡中，只有季羡林一个人报考文科，上了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其余都学理工。父亲说道：“你季伯父报文科是因为他当时就已经非常突出了，把握太大了。你们跟季伯父是没有可比性的。”

    我太热爱文学了，执意要走文学道路，坚决不改变主意。在我终于考上大学中文系后，父亲又转而支持，1964年入学时给我购置了59年版的《鲁迅全集》。这套《鲁迅全集》在我一生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因为“文革”中图书馆都关了门，古今中外的经典书籍都不许读，除了马、恩、列、斯和毛泽东的书之外，只有鲁迅的书是合法读物。这套《鲁迅全集》就成了我的“救命书”，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这套《鲁迅全集》的话，我将会怎样浅薄无知、一事无成？绝对不会在鲁迅研究上做出一些事情的。我一头扎进了鲁迅的世界，四十多年了，从不改变。《1913-1983鲁迅研究学术论著资料汇编》《中国鲁迅学通史》《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陆续出版了，这是我奉献父母的最高祭品，也是使自己超脱苦难的惟一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