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桐杂记》中的刘文典

    1925年8月29日《甲寅周刊》第7号载有章士钊《孤桐杂记》二则，其一云：

    检甲寅年居东杂记，记有安徽人刘君名夷，年少美才，文学甚好，而家贫无以自给。昨得一书，谓“仆贫病交迫，往往断炊。敝书数簏之外，环顾斗室，求能质钱数百以疗一日之饥者，竟不可得。日为饥驱，奔走求食于友朋之家，夜市饼二三枚，怀归以遗细君，食迄拥败絮眠耳。旧稿尚有数首，须略整理乃能写寄。然当此境况，安得精思著文？必须数十金，偿一月房租，免催租者叫骂驰突。购米数斗，薪数十束，始知安心家居，闭户执笔耳。荣启期有云‘贫者士之常’，且足下亦尝卖文为活，故直陈其窘状如此”云云。短札描写末世文士生活，至堪翫味。刘君后文才益进，著述益宏，以举世不谙旧籍，称者弥少。至其困境，了无以异于曩昔。愚当日为少筹市饼之资，易得论名学者一文，以《甲寅》中断，未及揭载。容日理出，公之士林。嘻，贫者固士之常，然居今之世，不贫又安得为士。勉矣刘君，吾辈以卖文为活终其身焉可矣。刘君在沪楼居，楼下别为一家。一夕，刘君得饼大嚼，兼佐以酒。醉后挟细君为胡人舞，四足交旋，翻其饮器，滫汁透承尘落楼下人头上，楼下人大哗。刘君夫妇，立罢雅舞，悄然就帐，得寝至甘，明日逾午方起。名士脱略，其趣如此。于右任云。

    这篇东西以前读过，因刘夷名字生疏，看后早已淡忘。《孤桐杂记》在《周刊》上连载，每期少一二则，多达七八则，没有子目。三十年代在《青鹤》上重刊，增加了一些内容和篇名，许多还是照旧。因而想做一个索引，以便查寻。重读这则杂记，特别是“于右任云”那一段，似曾相识，立刻想到了不久前在《茹欲立书法集》中读到的一首章士钊集外诗：

    《前年卓翁为作佳书，托刘叔雅转致，书不果交而人已故。卓老顷为道此，同深嘅叹，爰撰句云》（1959）：“叔雅风流故大家，洪乔偶误不须嗟。记否宵分三足舞，倒倾矢溺恼邻娃。”自注云：“三足舞者，指叔雅当年闲居上海，夜半偶尔兴发，以己之左脮缚著夫人右脮，互抱起舞，致将溺器翻倒，臭汁经由楼隙滴透楼下绣榻，因而大閧。此事朋游殆无不知，纳入小诗，应惹老友九原一笑。”

    诗后的自注与《杂记》中的“于右任云”情节几乎完全相合，只不过相隔三十多年，在细节的记忆上略有不同，加上“安徽人”云云，章士钊的刘姓朋友不少，没有第二个近似的，刘夷与刘叔雅（文典）为一人无疑。查章玉政《刘文典年谱》，不见“刘夷”记载，连他的生年也多有争议。章士钊所记是1914年的事情，《甲寅》是年5月在日本创刊。刘文典时同在日本，《年谱》只有刘任“中华革命党党部秘书，负责孙中山英文电报起草工作”一条。从《杂记》中“刘夷”的来函看，当时他的生活极为窘迫，中华革命党的“秘书”看来是义务性质，只能向创刊不久的《甲寅》“卖稿”。1915年9月出版的《甲寅》第9号刊有叔雅《唯心唯物得失论》，“卖稿”似不止一篇，《甲寅》只出了十期，因而“论名学者一文，以《甲寅》中断，未及揭载”。章士钊的这则《杂记》，不仅可补《刘文典年谱》不足，也可为《刘文典全集》锦上添花。现在看来，“刘夷”既可能是刘文典自己在日本时用的化名，也不能排除章士钊故隐其名，夷与雅，正好相反，明眼人一看自会明白。

    除了“卖稿”，章士钊与刘文典的直接交往不多，虽然民初在《民立报》有短暂的共事，未见双方有相关的记述。上述跳“胡人舞”或是“三足舞”，应该只有刘氏夫妇自己知道，老板于右任优先得知，在朋友间传开，成为谈资。就在发表《杂记》那期《甲寅周刊》出版的当天，陈大齐等四十一位北大教员发表了反对章士钊的宣言，刘文典名列其中，当然还有章士钊的其他朋友，如沈尹默、朱希祖、马衡等，他们反对的是当官的“老虎总长”。1956年刘文典晋京参加政协会议，与章有所接晤，见是年2月14日致夫人张秋华函：“彭国珍原来是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委，並非是以唱滇戏资格來的。我到北京后才晓得。章行严已收她为女弟子矣。”

    前章士钊诗题中的“卓翁”即茹欲立，字卓亭，是于右任三原同乡好友，精于北碑，惜书名为髯翁所掩，著有《茹欲立诗文遗存》。1959年章士钊在政协会议上，与茹欲立相逢，有诗两首相赠，共同怀念在台湾的于右任和不久故去的刘文典。另一诗为：

    《己亥夏在政协席上奉贻卓亭先生》：“卓立开张茹卓亭,偶缘王会入神京。空闻四裔传碑版,谁识三原有老成。树下不期逢李耳,锻余真欲访嵇生。可能无意挥秦月,照彻于思赤嵌城。（谓于右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