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和杰作总是在群体簇拥中出现的

    2016年的冬季，对我所寓居的美国西拉法耶特，也许并不是一个严寒的冬天，门外的池塘，进入到春节前夕就已经化冰，一群群的大雁在池塘上的残冰上引颈长歌，等候着春天的到来，但这个冬天，对我来说，却是一个苦难的严冬。

    我在暗夜的窗口/守候黎明/暗夜却在黎明的窗口/守候我

    题为《守望》的这几句小诗，还不能深刻表达我在这个时期的苦闷心境。我几乎不知道我是否能够走出这场苦难。由一己之悲，到国家民族乃至人类之悲，经济下行,股市崩溃,人民币贬值,战争的威胁时刻都有发生可能,中国与传统文化精神,渐行渐远,凡此种种,如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撩之不去，挥之再来。悲哀压迫着我的心脏，压迫在我的灵魂深处，使我无计可逃。此前在国内，虽然也常有心情悲郁的时光，但我兴趣广泛，或是通过网球比赛，出一身汗水而排解，或是通过朋友师生之间快乐的交流来宣泄，或是通过某种乐器的演奏抚慰心灵创伤，或是通过繁忙而忘却，哪怕是一次温暖的海滨旅行，都可以暂时调解我的心境。但我当下都不能做到，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坚守在这美国北方的异乡与孤独的自我对话。

    所幸临来美国之前，灵机一动带了《诗三家义集疏》和《春秋左氏传》等几部书籍——在潜意识中，诗三百以及中国诗歌的起源问题，应该是我人生最后一个驿站的研究对象——求新求异，不仅仅是我的研究兴趣，也是我生命的本真。三十年来，我先后研究苏东坡——宋诗——唐宋词史——词体起源发生——汉魏古诗，在汉魏五言诗和词体的起源发生两大问题上，向世界和历史的未来，发出了我作为个体生命的微不足道的信息。对我来说，只有类似诗三百这样的难题，才能引发我生命的燃烧，在这个黑暗的冬季，《诗经》和《左传》的阅读，便成为了自我救赎的岛屿。

    情朦曈而弥鲜，物迢递而互进，诗三百之间的写作关系，伴随着每日的阅读，渐次清晰起来。原来，看似羚羊挂角、无迹可寻的诗三百，相互之间也有写作次序的逻辑关系，我从用韵、语词、内容、背景、手法等诸多角度客观比照，发现诗三百大体是三个阶段的产物：创始时期（周公、成王，或至康王时期，周颂和大雅早期作品以及少量风诗）——宣王幽王时期（宣王、幽王为这一时期的两个阶段，大雅后期之作、小雅之作）——东周春秋时期（十五国风的主体），大体如此。诗三百的多数篇章，是可以排出写作时间次序的。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规律，就是从周公时代到春秋时期的风诗写作的漫长岁月中，诗三百并非是均匀出现的，而是集中在上述三个时期，在其它时间里，基本没有诗作出现（虽有一些篇章被认为是譬如厉王时期之作，并非主流，且须确认）。而在这三个时期里，每个时期的作品都不是仅仅一位诗人的创作。此前有台湾学者曾经论证过诗三百皆为尹吉甫一人所作，这是不正确的。先不说具体的史料的辨析，从情理和文学史基本规律而言，文学史总是伴随天才群体和某种时代潮流出现，才有可能呈现一个鲜花盛开的春天的到来，而在漫长的冬季，总是萧瑟的。具体而言，诗三百的三个写作高峰，都是有其具体产生的理由的。而春秋时代以孔子的出现为标志，百家争鸣，诸家学说风生水起，也同此规律。

    诗三百的写作沉寂数百年之后，诗歌的重心由北方南移，屈原楚辞的出现，也并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孤立现象，需要将诸子百家和他们的作品与诗三百与屈原楚辞视为一体的源流关系，才能看出屈原楚辞之所由来。同时，如司马迁在《史记·卷八十四》的结尾处所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他们共同构成了楚辞的一时之盛。

    两汉时代，随着诗三百、屈原楚辞以及《春秋左氏传》等文章辞赋之流衍，加上风云际会大汉帝国之时代精神，遂有相如之汉赋、班马之史传——在广义的散文领域，可说是一个群星灿烂的天空；但两汉文学尚未自觉，视诗为“圣人之所为作”——尚不知文人可以以诗歌形式表现一己之情感和日常生活。是故，两汉时代乃为诗歌之荒漠，所谓汉乐府之精品无名氏之古诗，皆曹操乐府诗后之作也。将《古诗十九首》等所谓文人五言诗和所谓的汉乐府之精品，不论是置放到两汉的哪个时期，譬如置放到桓灵时代，何以见其前声？又何以见其后响？

    建安之后，文学自觉，洪波涌起，百家腾跃，三曹七子不足以概建安之全，竹林七贤不足以明正始之总，西晋之后，无一时代无诗人群体来构成时代的文坛，断然未曾出现过像是《古诗十九首》代表的这一批古诗如同孤魂野鬼一样，飘落在两汉数百年的荒野上——它们原本就不是孤魂野鬼，而必定是建安三曹七子的产物。

    天才诗人和杰出诗作，如同璀璨的星座，它们总是在群体诗人和灿烂作品的群星簇拥下出现的，它们必定是某一个思潮兴起中的浪花，它们仅仅是被这汹涌思潮所簇拥出来的最为靓丽、最为闪光的浪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