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身姿

    近来欣赏了一系列关于女性在男性社会如何自处的作品，比如美国电影《纸牌屋》、英国艺评家约翰·伯格的随笔集《约定》《讲故事的人》，还有里尔克的长论《奥古斯特·罗丹》，感觉到，女性身体（往往是裸体）的姿势问题，不仅是个生物问题，更是深刻的社会寓言、生命寓言，与权力、心像、品格，甚至宗教信仰有关。

    约翰·伯格很清楚女性在现实中的真实处境，所以他心生悲悯，借对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画作的分析，实现对女性的关怀。他说雷诺阿本人的照片和他笔下的男像，都显得紧张、羸弱、苍白、愁苦，而女体则被他描绘得舒畅、丰满、温润、快乐，这体现出，雷诺阿是个真正具有人文情怀的艺术家，有女性至上主义的倾向，其作品价值应该被重估。

    他认为，一切痛苦的姿势，一切对女性不利的选择，都被雷诺阿从绘画中自觉地剔除了。他之所以绘画，就是为了给自己和别人带来快乐。因此他要营造一个没有边界、没有尖利和冲突，一切都被包裹起来的世界，就像一位母亲敞开上衣和胸脯。对他来说，快乐不是索取，快乐必须是自然的存在，非功利的无时不在。所以他的女体绘画，特别注重修饰润色，显得温柔可亲，舒适快乐，漂漂亮亮。

    他特别赞赏雷诺阿晚年的一句话：“对女人来说，最好的锻炼是跪在地上擦地板、点炉火或洗衣服——她们的腹部需要这样的运动。”

    因为在他看来，雷诺阿的主张，已消解了女性身体姿势中的痛苦因素，一切都基于女性身体之美——那些貌似屈辱的动作，正可以消减去女性身体上的赘肉，给她们一个平滑结实的小腹，符合健美的黄金分割律。由此关照现实中的女性，那些整天在家务中忙碌的女人，并非是家庭的奴隶，是她们身体美学的需要。用一句绘画术语来说，是“裸体的反面”，即：健美的体魄和朴实而庄重的生活。

    与约翰·伯格和雷诺阿不同，里尔克对罗丹裸体雕塑的解读，是从感官层面深入到身体内部的哲学思考，他给女性的身体姿势赋予了有关信仰、责任、尊严和担当的生命意义，其庄严的性质一如宗教。

    就《永恒的偶像》里尔克说道：一个少女跪着，她那漂亮的躯体温柔地向后靠着。她的右臂伸向后方，她的手试探着摸到了自己的脚。她的生活和生活的秘密，就被这三条线包围起来。她跪着的身体被巨石托举，像一尊圣像。让人突然间从少女那慵懒、梦幻或孤独的姿势中，认出了原始的肃穆姿容。遥远而庄重的宗教仪式上的女神就曾经沉浸在这样的姿态中。这个女人的头略微前倾，她的眼神带着一种宽容、尊贵和悲悯，仿佛在一个静谧的夜里从高处垂怜地注视着怀里的男人。男人沉浸在她的怀里，享受着一种令人陶醉的力量。

    里尔克对《女性柱》的阐释，更是摄人魂魄——一个女人的裸体，跪着，弯曲着，蜷缩着，充分表现了手的负荷，其重量不断降落，最终落在整个四肢之上。那块石头仿佛一个巨大的、古老的、强大的意志，分布在这躯体的每一个最微小的部位上，它支撑的命运从兹开始。它支撑着，像在梦中支撑着难以想象的重物，她找不到退路，只有兀自承担。于是，不论它倒坍还是崩溃，总归还是要支撑着。一旦疲备不堪，身体完全躺倒，即便是躺倒，也是支撑的姿态，无止境地支撑着，直到永远。

    女性的身体，即便是躺倒，也是支撑的姿态，这是多么令人震撼的意象！直让人感到，女性的身体，绝不是因其跪倒、蜷曲，甚至躺倒就可以轻侮之物，它是基督转化的金身，是用来支撑天地的，是用来拯救人类的，即便是她身姿之低，低过了尘埃。

    这是神，这是偶像，不是肉！震撼之余，不禁想到国人对待女性身姿的态度。

    不论是在现实中，还是在文字记述和画面的描绘中，女性的身姿总是关涉欲望。跪、蜷曲、躺倒，都让男人生出便于娱乐的联想。

    晚年的朱安曾经说过：“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年轻时还是觉得）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我现在没力气爬了，（因为我知道）我待他再好，也没用。”

    朱安的话，虽然具体地指向鲁迅，但是我觉得，她是代表所有的中国女性，向男权社会所发出血泪的控诉。中国的男性，对女性身姿的欣赏，普遍不是她们的直立，甚至也不是她们的坐，跪、蜷曲和躺倒，也未必能让他们赏心悦目，他们最喜欢的，是女性的爬。因为爬远离直立、独立、自立，使女性天然地失去分庭抗礼、平起平坐的生存能力，她们必须人身依附，必须接受被奴役、被使役的人生命运。这样一来，男人就坐牢了性别的优势，他们在孱弱中强大，他们在不为中有得，在不争中获益。所以，他们希望女人永远保持“爬”的身姿，即便是你爬到了墙顶，他们也要把你重新掀下，让你无休止地爬。“我待他再好，也没用”。朱安不是没力气爬了，而是她看透了。

    中西文化就是这样的不同，比较文化的研究，如果以如何看女人的身姿为起点，或许更有通透之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