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自有它自己的命运

    2015年3月31日我在微信上开通了一个读书公号“会饮读书”，并以布罗茨基的《小于一》作为第一场读书会的主题阅读。此后的阅读不由自主地朝着阅读的小众倾向斜过去，我知道这样吸不到大量的粉丝，但也打定主意如此，据说书有自己的命运，那微信公众号也有自己的命，有一些读书公号粉丝几万，但突然间，说没就没了，就像它从来没有存在过一样。我的读书公号以后会怎样不知道，现下倒是做得风生水起。结合杭州本地读书会活动，几番下来如“奥斯汀读书会”一样积累了固定的读者小群。我们这一年线上线下读的书大多冷僻，可也有一些莫名其妙“红”起来的书。《小于一》《丁玲传》《平生六记》《张充和诗书画选》、一本心理小说《献给阿尔吉侬的花束》……0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库切新作《女人老去》的书评阅读量居然疯长。啊这世界已成迷宫，只不过我们也成迷语的一部分。

    《小于一》，当初浙江文艺出版社引进时没多少人看好它的销量。里面一半是作者在前苏联的经历，一半是诗论。上哪旮沓去找它的读者？谁知书竟有自己的奇特命运，不吭不哈中它居然成了接近十万的畅销读物。其实布罗茨基是年少成名，在中国早已有他的忠实读者。他年轻轻地就已是文学教母阿赫玛托娃的座上宾。他的诗集在境外翻译出版时，大诗人奥登为之作序，以赛亚·柏林说，读布罗茨基的俄语诗，“从一开始您便能看到一位天才”。纳博科夫读了长诗《戈尔布诺夫和戈尔恰科夫》，说此诗“是用俄语罕见的格律写出来的”，并给诗人寄去一条牛仔裤作为礼物（牛仔裤在1970年的苏联是稀罕物品）。索尔仁尼琴说他从不错过布罗茨基发表在俄语刊物上的诗作，始终欣赏其“杰出的诗艺”。但布罗茨基在俄国以外的名声并非完全来自诗作而是基于其传奇性经历。20世纪60年代，他因写诗而获刑，被当局送去劳改，罪名是“社会寄生虫”。这个轰动一时的事件导致他后来流亡西方。在一些出版读书人看来，没有轰动性的热点书可能是《小于一》走红的重要原因。我们从来都不喜欢那些轰动一时的热门书，热得快也死得快。但仔细想想，2015真还没什么热点，没有引起大众兴奋与争议的书，除了被下架的。所以我的读书公号中还是以经典居多。比如纪德的《访苏归来》，罗曼·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康拉德的《在西方的注视下》……我自己又重读了纳博科夫的《说吧，记忆》和本雅明的《童年的驼背小人——1900年的柏林》。《说吧，记忆》中闪闪烁烁的意象充满了蝴蝶与形形色色家庭教师面孔。7岁的纳博科夫发现了蝴蝶，9岁时完全掌握了欧洲所有鳞翅目昆虫。他的传记作者博伊德认为，对蝴蝶的发现以及发现的快乐也传递给了他的小说创作，影响了他的创作观。“从蝴蝶他认识到不能把世界视为理所当然，它比看上去更为真实也更为神秘，因此他要使自己的世界能够与这个世界相媲美。”那些物质细节可能是当今读者十分陌生也津津乐道的：家里常年雇佣的50个仆人，莫斯科的3层粉红花岗岩的房子，维拉的夏季别墅，显赫祖辈们（司法大臣、矿业主、皇家医院院长），他从舅舅那里继承的相当于上世纪50年代的200万美元的遗产与一座庄园，一连串的英国保姆和来自英国法国瑞士波兰芬兰瑞典的女家庭教师，其间还有接近一个连的来了又去的俄罗斯男家庭教师，一次次的出国旅行，一次次的扑蝶经历，一个又一个女孩子、少女、青年女人……可是，这完全不是一位落魄的纨绔子弟夸耀自己“曾经阔过”的浅薄之作，他时缀时连地串起这些如烟往事有点像曹雪芹写《红楼梦》，恰是向世人印证一个大作家心灵的成长史。看着书页间腾空而起的一只又一只意象中的蝴蝶，它们经过时间的孵化破蛹而出，翩跹而至，美不胜收。

    我的左派朋友们可能会更喜欢把本雅明作为谈资。事实上，大家对他的理论梳理,最终只会发现本雅明是一个根本无法用现有体系阐释的矛盾体。《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原本是从《巴黎拱门街》中的第五章扩张而成的。在对波德莱尔及其同时代文学文本的转引堆砌背后，一个真正抒情诗人形象日渐清晰，那就是本雅明自己。《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驼背小人》是本雅明晚年作品。这本小书在本雅明身后为他赢得了意想不到的美誉。这本告别人世前最后的小书,被众多评论家称为“我们时代最优美的散文创作之一,而它却很长时间几乎不为人知”。1933年纳粹上台后,本雅明流亡国外,1940年,心力交瘁的他签证又一次被耽搁,同时听闻盖世太保即将前来，西班牙弗朗哥政府与希特勒同气连枝，加之盘缠所剩无几，一向性格忧郁的他难以承受巨大的恐慌与渺茫的希望，在法国与西班牙交界的波特博小镇服用过量吗啡自杀。他开始写作《驼背小人》是在1932年,1938年最后定稿。不知出于什么心理,他把手稿藏在巴黎国家图书馆,直到1981年才被人发现并出版。

    老钱和夫人进了养老院可能算是2015年一桩新闻。朋友们或惊讶或疑惑，总之是不理解。在他进养老院之前我们见过一面，他像以往一样送我们新书《我的家庭回忆录》。书不厚，我靠在宾馆床上两个晚上就读完了。奇怪的是，以往多少重头著述我都不像对这本并不重要的小书那样心里放不下，时时会想起其中一些细节。比如在《哦，你是我的父亲》中，“有多少次，我努力想从记忆的坟墓中，挖掘出你的形象，但收获的永远只是印象的碎片：1948年冬天，南京中山东路一家小吃店里，一个穿着长袍的沉默的中年人，带着长着圆圆的大脑袋的小男孩，在吃着什么——仿佛是汤圆，仿佛又不是，模糊不清了。男孩很快吃完了，望着仍在慢吞细咽的中年人，中年人微微一笑，把自己在碗里剩下的，一个个地夹到男孩的碗里，突然长叹了一声……”这段描写似有朱自清《背影》的温情与惆怅，但钱理群对此却有更深入的反思与剖析。老钱的同学赵园也有新书相赠《家人父子——由人伦探访明清之际士大夫生活世界》让读者一窥明末清初“私人生活”中的士大夫群体，写得着实迷人。迷人之处在于赵园所引书中许多士大夫描述家庭生活的生动文字，竟是以往被人忽略不见的。比如明末大儒刘宗周，人只道他学问好，竟少有人知他家风严谨至“闺门之内，肃若朝廷。终日独坐一室，不逾门阈。女婢馈茶，先生必起避，俟婢出复位……”说的是刘家门风肃如同朝廷，老爷不近女色到丫环捧茶来都要回避——这便是“知行合一”儒家修身标杆。在他儿子回忆中，刘又是个体贴妻子的好丈夫。“早晚则与其母‘执炊事’侍奉祖母。有时其父舁水，其母澣衣，或其母‘涤溺器’，而其父秉烛引路”——足证一个丈夫对妻子的爱惜与体怜。这类形而下的描述，士大夫文字中难得见到。

    张充和的“红”细想让人伤感。我们熟悉的是那种历经磨难而不失优雅的女性，但张充和，她的一生在我们看来好似一则玫瑰童话。不不，童话还有恶王后与狼外婆呢。只能说，她的一生让人看到从未被磨损、被折辱、被伤害过的那种娇嫩的美丽，竟是怎样一回事。

    “会饮读书”阅读量最大转载的却最多的一篇文章是我连夜编译的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特拉娜·阿列克谢耶维奇获奖作品《切尔诺贝利的悲鸣》——基于上千次采访写成的记录性小说——记录从二战到普京时代苏维埃历史及心理变迁的系列小说，总称为“乌托邦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