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讲述一个……中国的故事

    1967年，何炳棣先生就任美国亚洲学会主席，发表了题为《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的就职演讲，指出清代是中国历史上征服最成功的王朝，成功的关键在于采取了“汉化”的政策。30年后，日裔学者罗友枝就任美国亚洲学会主席时，发表题为《再观清代——论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的演讲，批评以何先生为代表的“汉化模式”完全是中国近代激进民族主义思想衍生的产物，认为清朝能够成功维持三百年的统治，主要原因并非何炳棣所说的“汉化”，而是清朝统治者依赖并保存了自身的满洲认同，并利用与亚洲内陆非汉民族之间的文化联系，用不同的方式统治了一个包括满族、蒙古族、藏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等的多民族帝国。她反对“汉化模式”意在说明“清帝国”与“中国”并非同义词，而是一个超越了“中国”的帝国。何炳棣先生随即撰文《捍卫汉化》回应罗友枝的批评，认为她在汉化和满族与非汉民族关系之间建构了一个错误的二分法，强调满族对于汉族行为准则和思维方式的认同无须排斥对其他形式的认同，“汉化”是一个漫长、持续、复杂的进程，非汉民族的汉化扩充了汉文明的内涵。何先生的出发点在于论证满族建立的是一个“中国”的王朝，直接抨击了罗友枝的“超越中国”的“帝国模式”。（《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台湾学者徐泓先生在讨论何先生这篇雄文时，更进一步联系《清帝逊位诏书》所谓“总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以大中华民国”，认为这就是“清朝多元一体的民族政策之自然结果”。（汪荣祖主编：《清帝国性质的再商榷——回应新清史》，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14）

    可以看出，何先生的“汉化模式”试图包容“帝国模式”，但两者关注的重点显然不一样，从文化地理的角度来看，“汉化模式”必须高度重视“江南”的意义，正如杨念群指出：“因为清初统治者在建立自己的合法性的过程中，首先必须面临的就是江南地区士人残存的‘夷夏之辨’思想的挑战，清除江南地区‘南宋-晚明’史观的影响变成了其有效构建正统意识形态的关键”；（《何处是“江南”》，北京，三联书店，2010）而“帝国模式”则强调满族在非汉民族征服政体各个领域中发挥的作用，清王朝标示出“东亚”和“内亚”（包括蒙古、西藏、东北和新疆等在内的辽阔的亚洲腹地）的最终融合。与此对应，前者注意到清朝皇帝的多次“南巡”，而后者则把清朝看作是“马背上的王朝”，看重清朝皇帝同样进行的“北狩”。

    注重“内亚”（InnerAsian）之于王朝统治的重要性，并非新的问题意识。早在1940年代，拉铁摩尔就主张游牧社会和农耕社会想接触的边境才是新的国家权力成长的摇篮，他称这种边境地带为“reservoir”,譬如清朝入关之前多民族混居的辽东地区就是他所谓的“reservoir”的一个典型例子。（《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而“江南”或者说更广义的“南方”重要性的突显，也并非始自清朝的征服。明末以来，海外的白银通过“东南沿海”的广阔区域大量流入中国——以至于有学者创造了“白银资本”这一说法——对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极大的影响。（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对“海外白银”流入的高度关注，必然使人们把眼光转向了东南沿海地区，因为这是新大陆与日本白银流入中国的主要门户。全汉昇先生指出“出国贸易的朱印船，除载运各种日本物产外，因为日本银产丰富，每艘都输出大量白银，有时一艘多至5600公斤。据估计，朱印船每年自日运出的银子，共约三万至四万公斤，多过中国商船自日本运出的数量，差不多有葡船自日运出的那么多”。（《明中叶后中日间的丝银贸易》，参见樊树志：《晚明大变局》，中华书局，2015）在海外白银带来的贸易热潮下，中国人、日本人和欧洲人等混杂交错地进行着走私贸易，在这种状况下，原有“民族”的界限变得模糊了，所以日本学者村井章介也将活动在东亚海域的这群人——以前往往视之为“倭寇”，素有“南倭”之称——为“边境人”。

    那么问题在于，从东南沿海流入的白银到底到那儿去了呢？当时明朝政府为了抵御蒙古和女真（史称“北虏”），派出大量军队驻扎在北方边境，经由太仓银库运到北方的每年的军费，从16世纪后半叶的200万两增加到400万两，几乎相当于每年从东南沿海地区流入的白银数量。北方军费越增加，内地的白银就越不足，纳税就越困难。随着国内白银不足的严重化与白银需求的增大，沿海的走私活动更加活跃。借用台湾学者林满红用来描述19世纪中国与世界贸易关系的说法，因为这样一根“银线”的存在，（《银线：19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使得“北虏”与“南倭”以白银流动为媒介，密切地联系起来了。

    在16世纪后半叶，与陷入银荒的中国内地相反，环绕着中国北部与东部、东南部的腰带似的周边地区呈现出国际贸易热潮，白银通过交易与财政管道集中与这个地带，不论“华人”与“夷人”，都为高额的贸易利益所吸引而投身与竞争激烈的贸易中。无论是北方边境的人参、毛皮的贸易热潮，还是东南地区以海洋为媒介，形成了中国大陆、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等地区的沿海贸易圈，都是这种状况的集中体现。由此可见，明末的“边境”并非落后的贫困地带，反而是财富集中的地区。从围绕这些财富而展开的军事抗争中产生了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北方以李成梁、毛文龙和努尔哈赤等为代表，南方则涌现了从王直到郑芝龙、郑成功等大小海上军事势力。清朝的兴起并不是孤立的现象，我们应该把北方后金——也即清朝的前身——的崛起与东南沿海军事力量的成长综合起来，从明末“边境社会”的兴起和“边境势力”的伸张这个比较广阔的视野来重新思考“清代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岸本美绪：《“后16世纪问题”与清朝》，《清朝的国家认同——“新清史”研究与争鸣》）譬如东北的人参——俗称“辽参”——在明中叶之前并非最受欢迎的品种，山西上党出产的人参——俗称“党参”——知名度和受欢迎程度大大超过“辽参”，但明末随着女真族在北方地区的开发，使得“人参”成为了当时东北亚边境贸易中数量最大宗的物品，来自南方的白银和来自东北的人参在此进行交换，购入的大量人参则因为江南“温补”习俗的兴起再次流入南方，江南富贵人家不管有没有病，常常以服用人参来补身，对补药的疗效深信不疑，甚至到了“不怕病死，只怕虚死”的地步。（蒋竹山：《人参帝国》，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

    “银线”和“参线”的重合和循环，意味着由“边境社会”的视野重返“北方”与“南方”之间的关联，并非为了简单地重温历史，而是希望构建一个更复杂的“讲述中国”的框架，打破“我者”和“他者”的二元对立。（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三联书店，2015）无论是从“物质文化”的角度考察安禄山所用的金鸡帐和重床，进而讨论他的袄教信仰和政治身份；（沈睿文：《安禄山服散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还是从“大航海”的视角分析17世纪英国海洋法学者塞尔登所捐献的地图，发现“塞尔登地图”是当时最精确的南海航海图，“无论是过去，还是接下来的400年中，都没有另一幅地图能够望其项背”……（卜正民：《塞尔登的中国地图：重返东方大航海时代》，中信出版社，2015）重新讲述一个关于“何为中国”的“故事”，正成了2015年读书界越来越迫切的要求和自觉。（李学勤、郭志坤主编：《细讲中国历史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