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的德性”：读关于“阅读”的书

    在英国伦敦的国家美术馆里漫游，看到塞尚画的一幅读报的父亲的肖像画，忽然意识到在短短一个夏日午后所浏览的从13世纪到20世纪初叶各个年代的绘画中，大约有几十幅都表现了阅读场景，似乎可以组成一个关于“阅读”的主题系列。而19世纪的绘画在其中占了相当比例，于是想到不止一个史家把19世纪看成是西方人阅读的黄金时代。一大家子人在饭后围着一支蜡烛或者一盏油灯听有文化的长者或正在上学的少年读一本小说来打发长夜，是漫长的19世纪常见的场景。

    这种19世纪式的温馨的阅读情境在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怀想。因此读到张辉的《如是我读》（商务印书馆2015年10月版），产生的近乎一种怀旧般的亲切感。该书的腰封形容《如是我读》是“一组关于书与人的赋格曲”，“关乎读，关乎书，关乎人”，“如是我闻，如是我读，如是我想”。而该书在自序中直接触及的就是“阅读的德性”的话题：“如何阅读是知识问题，但更是读书人的德性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我把张辉的这部随笔集看成是一本关于“阅读的德性”的书，也是在序言中，张辉倡言“读书风气的更易，乃至士风的良性回归，应该从认真读书始”。

    而张旭东在《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8月版）中，则从“全球化竞争对人的适应性要求”的角度，呼吁“经典阅读”，认为“经典阅读是强调回到人、回到理解与思考、回到人的自我陶冶意义上的教育，是从工业化到后工业化时代转换的需求”。书中收录的《经典阅读是全球化时代的选择》一文中指出：“从宏观的迫切的历史性的问题上看，回归基于经典阅读的人文教育，恰恰是适应广义上的从现代到后现代的时代需要、竞争需要、训练需要，是通过应对当下的挑战而反诸自身，重新发现和思考‘人’的内在含义。”“而能够触及这种内在素质培养的教育，只能是人文基础教育，通过和古往今来的人类伟大心灵的交谈，通过阅读这些伟大心灵的记录，我们才能在今天这个歧路丛生的世界获得一种基本的方向感和价值定位，才能在新的历史机遇和挑战面前做出有效的应对。”张旭东强调通过经典“与过去伟大心灵”“直接对话”。而这种“对话性”也决定了经典构成了我们与“过去伟大心灵”进行“晤谈”的日常性和恒常性，决定了一部真正够分量的文史哲经典不是随便翻阅一过就能奏效的。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一书中关于什么是经典的十四条定义中，第一条就说：“经典是那些你经常听人家说‘我正在重读……’而不是‘我正在读……’的书。”

    我由此对“阅读’的话题发生了进一步的兴趣，相继读了洪子诚的《阅读经验》（台北人间出版社2015年2月版），特里·伊格尔顿的《文学阅读指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5月版），托马斯·福斯特的《如何阅读一本小说》（南海出版公司2015年4月版），《埃科谈文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1月版），詹姆斯·伍德的《小说机杼》（河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8月版），埃兹拉·庞德的《阅读ABC》，约翰·凯里的《阅读的至乐——20世纪最令人快乐的书》，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安妮·弗朗索瓦的《闲话读书》等。这些书虽然不尽讨论阅读，但都或多或少对阅读的意义、阅读的乐趣，以及“读什么”“怎样读”等问题有着不同程度的思考。

    如果说“经典”阅读，因之关涉的是“文明意义上的归属和家园”（张旭东语）的大问题，而显得有些“高大上”，那么耶鲁学派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中所讨论的“阅读”，也许会让普通读者感受到一种亲和力，在本书“前言”中，布鲁姆说：“如何善于读书，没有单一的途径，不过，为什么应当读书，却有一个最主要的理由。”这个理由在布鲁姆看来是人的“孤独”：“善于读书是孤独可以提供给你的最大乐趣之一，因为，至少就我的经验而言，它是各种乐趣之中最具治疗作用的。”“我转向阅读，是作为一种孤独的习惯，而不是作为一项教育事业。”很多人都是在孤独的人生境遇中开始养成阅读习惯的。而“阅读”在布鲁姆这里，则有助于消除生命本体性的孤独感，这对于日渐原子化的孤独的“后现代个人”而言，是具有疗治意义的善意提醒。而庞德的见解也同样属于“治愈系”的，他在《阅读ABC》中这样看待“文学”的作用：“文学作为一种自发的值得珍视的力量，它的功能恰恰是激励人类继续生存下去；它舒解心灵的压力，并给它给养，我的意思确切地说就是激情的养分。”

    这种“激情的养分”如果说对人类具有普泛的有效性，那么，一个专业读者的“阅读”，则更多关涉到人类审视自我、主体、历史等更具哲学意义的命题。洪子诚先生的《阅读经验》，提供的就是一个文学研究者的心灵在半个多世纪的阅读岁月中留下的时光印迹。批评家李云雷认为洪子诚“对个人阅读经验的梳理、反思，具有多重意义”。“不仅将‘自我’及其‘美学’趣味相对化，而且在幽暗的历史森林中寻找昔日的足迹，试图在时代的巨大断裂中建立起‘自我’的内在统一性。……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个人的‘经验’便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意义。‘经验’在这里就不仅是‘自我’与历史发生具体联系的方式，也是‘自我’据以反观‘历史’与切入当下的基点。”《阅读经验》带给我的阅读感受，就是这样的一种“自我”省思的氛围，一种雕刻时光般的对岁月的思考所留下的缓慢刻痕。

    真正的阅读，似乎也因为这种与岁月和历史的缓慢的对话，而越来越成为一项技术活。就像手工艺人的劳作，必须精雕细刻，慢工出细活。因此，张辉在《如是我读》中的《慢板爱好者》一文中重述了安东尼奥尼的电影《云上的日子》中的一个故事：一帮抬尸工将尸体抬到一个山腰上，却莫名其妙地停下来不走了。雇主过来催促，工人回答说：“走得太快了，灵魂是要跟不上的。”张辉说，此后，每记起这个故事，就想起尼采在《曙光》一书的前言中，面对“急急忙忙、慌里慌张和让人喘不过气来的时代”，对“缓慢”和“不慌不忙”的强调，以及对“慢板”的爱好：“我们二者——我以及我的书，都是慢板的爱好者。……因为语文学是一门体面的艺术，要求于它的爱好者最重要的是：走到一边，闲下来，静下来和慢下来——它是词的鉴赏和雕琢，需要的是小心翼翼和一丝不苟的工作；如果不能缓慢地取得什么东西，它就不能取得任何东西。”“这种艺术并不在任何事情上立竿见影，但它教我们正确地阅读，即是说，教我们缓慢地、深入地、瞻前顾后地、批判地、开放地、明察秋毫地和体贴入微地进行阅读。”

    如果说在尼采那里，“慢”构成的是“正确地阅读”的标准，那么，伊格尔顿在《文学阅读指南》中告诉普通读者：看似深奥的文学分析也“可以是快乐的”。这堪称是一种快乐的阅读哲学。约翰·凯里在《阅读的至乐》中也称自己选择图书的标准“就是纯粹的阅读愉悦”。埃科在《埃科谈文学》中也对文本持类似的理解：“我说的文本并不是实用性质的文本（比方法律条文、科学公式、会议记录或列车时刻表），而是存在意义自我满足、为人类的愉悦而创作出来的文本。大家阅读这些文本的目的在于享受，在于启迪灵性，在于扩充知识，但也或许只求消磨时间。”也许，“快乐”最终构成了“阅读”的最低但也同时是最高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