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的回声

    阿列克谢耶维奇荣膺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可谓众望所归，与以往不同，她以一种非虚构写作的方式让人们听到了久违的声音；这声音艰难穿越重重历史阻隔，将我们召唤到真相的面前。阿列克谢耶维奇试图告诉我们：苦难无法虚构，而且，苦难不能遗忘。也正是这种基本的写作伦理赋予了她在苦难面前打破沉默的勇气。于是，她不顾个人安危，历尽困阻，去一一寻访那些历史灾难的幸存者，并想方设法使他们开口。她期待着倾听，可是，这些不幸的人们又怎忍重温那可怕的记忆？无疑，此时的讲述和倾听同样都是一种煎熬。但是，为了责任与希望，阿列克谢耶维奇同她的受访者必须忍受这不忍触碰的往事。

    《来自切尔诺贝利的声音》言说的是历史的痛苦，亦是未来的忧伤，因此它永远无法成为真正的往事。曾经象征着科学神话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经过一瞬间的轰毁，从而把人们由天堂带进了地狱，科学本身也就此从天使变成了魔鬼。然而，始终为权力所绑架的科学拒不承认这样的事实，结果它只能沦为官方的帮凶。在无辜民众

    的苦难面前，科学及权力一道闭上了眼睛，并同时掩住了耳朵。除了隐瞒，他们还责令所有的人都必须保持沉默。但是，爱终究难以沉默，即便面对的是无以克服的险境。这亦恰好印证了荷尔德林那首诗中的名句：“哪里存在着危险，哪里同时也成长着拯救者。”在这个民族那里，作家就是正义和爱的化身。至此，我们也终于可以理解阿列克谢耶维奇为何要如此写作了。她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切尔诺贝利事件彻底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习惯，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动摇了他们既有的信仰。但是，这也使其相应收获了痛苦所赋予的丰富价值，一如C.S.路易斯认为的那样：“从本质上说，痛苦不会对旁观者造成恶劣影响，相反，它会带来益处——这益处便是怜悯之心。”没错，有多少痛苦就会有多少关爱，人类的幸福之路从来就是一条不断针对痛苦做出积极回应的道路。阿列克谢耶维奇之所以敢于直面苦难，恰是基于她对真正幸福的渴望。任何强权都没有理由干涉人们对于幸福的向往。正是这一坚定信念支撑着阿列克谢耶维奇执著地跋涉于倾听他人苦难的历史长途上。

    在此，我们尤其不能忽略阿列克谢耶维奇的性别。她将这本书命名为了《战争不是女人的模样》。她想说，战争是男人的样子，战争是男人的面孔；捍卫生命的女人怎么可能认同战争这种杀人的机器？的确如此，听听那位女飞行员是如何说的吧：“我在战场上待了三年……那三年里我就没感觉到自己是个女人，身体像死了一样……”另一个做过地下工作的女人则说：“这个任务实在太难了，杀人实在太难了……杀死别人比自己去死还要痛苦……”或许，可怕的不是战争对生命的杀戮，可怕的是它对人性的篡改。这些女性的暴力体验更能令我们领会战争的邪恶实质，且令所有胆量和荣光都不得不现出卑怯和耻辱的底色。

    带着女性独有的关爱本质，阿列克谢耶维奇又把耳朵朝向了战争中的儿童，通过《最后的见证者》她再次提出了陀思妥耶夫斯基曾经的问题：“如果为了和平、我们的幸福、永恒的和谐，为了它们基础的牢固，需要无辜的孩子流下哪怕仅仅一滴泪水，我们是否能够为此找到一个充分的理由？”阿列克谢耶维奇重提这个问题，无非就是为了重新确证这个问题的答案：“全世界的幸福都抵不上一个无辜孩子面颊上的一滴泪水。”倘若认识不到这一点，那便证明我们压根就没有为人父母的资格。身为父母，你还会发动战争吗？阿列克谢耶维奇从孩童的视角强有力地颠覆了战争的父母身份，那么，既非女人亦非父母的战争究竟该是什么呢？阿列克谢耶维奇迫使我们必须做出回答。但是，我们真的能够回答吗？

    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自己这一系列的纪实文学作品总称为《乌托邦的声音》，而我们从中听到的其实就是良知的回声。她说：“我处处倾听……我变成了一只越来越巨大的耳朵……”事实上，她一直是带领着我们在倾听，这充盈着良知回声的耳朵不仅是变得越来越巨大了，也变得越来越多了。个中效应可能已然超乎了她的期冀和想象。让历史中的人物说话，而不是代替他们说话，阿列克谢耶维奇为接近真相的历史写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文学范例。故此，用所谓的文学性或艺术性去苛求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它们在伦理层面的价值和启示远远超越了文学性或艺术性本身所能达致的极限。或者说，她借助时代苦难传达出的爱、信仰以及希望就是最崇高的文学性和艺术性。唯有首先明晓这个真理，我们的作家方有可能学会像她那样去倾听，倾听自我内心深处那良知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