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记儿时读书乐

    我爱读书，也爱藏书，这种习惯是从小养成的。

    我生长在一个农民家庭，祖父虽无文化，但却把读书看得很重。记得我开始上小学，祖父就用他所知道的《神童诗》里的句子勉励我：“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朦胧理解就是要好好上学、多多读书的意思。

    读课外书大约是上三年级的时候。在那以前，我只是翻过一些连环画。那时的书籍很少，农村小学也没有图书室，我的几位老师却很重视培养学生读书的兴趣。教算术的戴老师订有《儿童文学》《民间文学》两种刊物，经常到班里给同学们读故事、讲故事；教语文的陈老师则把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用了将近一个学期的课外活动时间给同学们读完。教导主任郭老师有一本《毛主席诗词》，我借了之后很快把37首诗词背得滚瓜烂熟。他还订有一份《山东文艺》，每期刊物来了之后都让我阅读。这些老师的做法对培养我的读书兴趣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的家里也有少量藏书，印象最深、读得最多的是一套说唱本的《三国志演义》，隔一段文字，有一段唱词，半文半白，颇有趣味。我读得半懂不懂，但慢慢了解了其中的人物和情节。后来在外祖父家里读罗贯中的《三国演义》，虽然还有不少生字，却能够读得有滋有味。还有一本《千家诗》，也是老版本的，其中一些浅近易懂的，背得很熟，不少篇章至今记得。这两种书还有其他几种老书，“文革”初期破“四旧”时都被烧掉了，想来很是可惜；尤其那套说唱本的《三国志演义》，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读《水浒》，我是先从家里的一本《水浒后传》开始的，后来才有机会读到施耐庵的《水浒传》。

    读书乐其实是与读书难联系在一起的。我渴望阅读，可是那时家里很困难，买书、订杂志都是不可能的。偶尔有机会去县城，我老是在新华书店流连忘返。那时特别羡慕书店的营业员，觉得那是最理想的职业，因为他们有永远读不完的新书。

    买不起只好借，可农村有书的人很少，想借到一本书很不容易。走亲串友时，我总是打听人家有没有什么书。如果有，无论怎样也要借来读。阅读最多的还是从同学手里借的一些小说，现代小说如《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旧小说如《西游记》《封神演义》《西汉演义》之类，都是在同学和社会上其他人手中借读的。借书读，有时间限制，所以必须尽快读完。我经常是吃着饭在碗边放着书，边吃边读；上学来回的路上，边走边读；推磨推碾的时候，边推边读；晚上更是经常读到深夜。记得有一次，我从同学手里借了《迎春花》，只有一天时间，从到手开始，就一直不停地读，上课时把书放在桌下，装着听课，实际在读这本书，晚上几乎读了一个通宵，总算按时还给了人家。袁枚说：“书非借不能读也。”对此我深有体会。我的两个弟弟受我的影响，也成了“书迷”。

    家里人对我读这些书，并没怎么反对。我的祖父对旧小说有个评价：“真《三国》，假《封神》，《西游记》，混死人。”认为《三国演义》是历史，可以读；而《封神演义》《西游记》之类，不可信，不宜读。那时经济困难，油灯也不能多点，但祖父的堂屋里还是要点灯的，我晚上便经常到祖父的屋里去读书。有时明明读的是《西游记》，他问起来也说是《三国》，好在他不识字。他见我读得那么投入，逢人就夸我：“我这孙儿，读起书来，和吃书一般。”在他的赞许声中，我读书的兴趣越来越高。

    由于从小养成了爱读书的习惯，后来就觉得读书和吃饭喝水一样是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几十年来，我的读书习惯一直保持着，有时是为了工作需要找某些书读，有时则是看到一本好书就情不自禁地读起来。作为从事教育工作30多年的教师，我逐步成长为语文特级教师，两个弟弟也在各自的领域里事业有成，我们的家庭还被评为“齐鲁书香之家”，这些成绩的取得是和长期读书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