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新生一评量

    杜甫和王学泰先生厚薄古今的态度，可以用来思考两个互相对立的范畴：传统性和新生性。诗经之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散曲作为当时对传统形式的全新应用，都是在新的文体由边缘到主流的过程中那些得风气之先的人们点滴积累而成的；此后，对众所熟知的文体的应用，又成了传统化的一个手段。以传统性而言，“文化”是一个名词；以新生性而言，“文化”就是一个动词了。

    一直以来，我有一个印象，王学泰先生是研味江湖的，因为他的那本名著《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日前，王先生新出了一本《清词丽句细评量》，收录了他关于旧体诗的点评、随笔和鉴赏文章。这本新书刷新了我对王先生的印象，看来，王先生的研究视野，不仅在江湖之远，也包括了大雅堂高的。

    翻查书名《清词丽句细评量》的出处，让我体会到了王先生的用心精微。“清词丽句”四字有两个出处，贴切的是杜甫《戏为六绝句》。“不薄今人爱古人，清词丽句必为邻。”读诗既要爱古代的诗人，也不能鄙薄同时代的诗人，今人的清词丽句是必将成为主流的。杜甫用这首“戏作”来奉劝同时代的一些守旧文人，不要一心追攀屈原、宋玉，不要讥笑庾信、王勃、杨炯、卢照邻和骆宾王。

    从《清词丽句细评量》这本书中的篇目，读者就不难看出王先生也是厚古而不薄今的——对不起，我说反了顺序，王先生和杜甫一样不薄今而厚古：“绀弩诗的霸气——关于绀弩诗的风格”、“独享诗名六十年——评邵燕祥的‘打油诗’”、“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读杨宪益先生《银翘集》”、“余生几朝夕，宜乐不宜哀——读启功先生诗词”、“大道如天任我行——罕见的老干部诗人——牟宜之”、“重读《诗经》”、“大儒杜甫”、“刘基的悲剧及其在诗文中的表现”、“掀开‘皇帝的新衣’——读龚自珍的《己亥杂诗》十九”。

    杜甫和王先生厚薄古今的态度，可以用来思考两个互相对立的范畴：传统性和新生性。18世纪末的德国政治哲学家约翰·赫尔德认为，一个有前途的民族的真正的基础，恰恰是该民族人民的诗歌传统。正是通过民众的诗，比如歌谣、故事、传说等，一个民族的精神才能够得到表达，才能够代代传承（见《作为表演的口头艺术》，[美]Rich-ard Bauman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8年10月版，P210）。而新生性（emergent quality）包括两个层面，一是指从内容到形式都前无古人的作品，一是指在新的情境下对传统形式的全新应用，新生性取决于诗人创作诗歌时的语料库、个人能力和同时代人总的价值取向。诗经之后，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散曲作为当时对传统形式的全新应用，都是在新的文体由边缘到主流的过程中那些得风气之先的人们点滴积累而成的；此后，对众所熟知的文体的应用，又成了传统化（traditional⁃ization）的一个手段。以传统性而言，“文化”是一个名词；以新生性而言，“文化”就是一个动词了。

    我平时的阅读兴趣主要是传播学、社会学，对于诗词，尤其是旧体诗，我完全是门外汉，翻阅这本《清词丽句细评量》，也是出于对社会学家王学泰先生的敬意。从王先生的“代序”中，我偶遇一条可以用于传播史的谈资，很兴奋地收藏了：

    ……清代阮元说：“古人以策简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文言说》）

    这是二百五十多年前中国人在传播学上的真知灼见，应该译介到海外去。由这一段引文也可以看出王先生的旁征博引。

    王先生在“代序”里的另一段话，可以修正阮元对方言的偏见：

    ……汉宣帝下诏“征能为‘楚辞’”的九江人被公，听他用楚语“诵读”楚辞。宋人洪兴祖在《楚辞补注》说到世间口传楚辞，用楚音诵读，其源于“隋有僧道骞者善读之，能为楚声，音韵清切”。可以想见用楚地方言诵读的楚辞一定更有震撼力、有一种特别的魅力，所以千年以来人们以楚音诵读楚辞，从中体会当年屈子行吟汨罗江畔的悲哀凄苦的心情，直至宋代而不绝。

    用方言诵读、创作诗歌，是极具传播学、民俗学价值的，出版这本《清词丽句细评量》的东方出版社另外出了一本《中国当代民间诗歌地理》（2015年5月版），这也值得一翻的。

    《清词丽句细评量》中有一篇写翻译家杨宪益先生的诗集，以杨先生自己的名句“学成半瓶醋，诗打一缸油”为题。在这里，为了表示对王学泰先生的敬意，虽然我“学差半瓶醋”，且赞诗一首打酱油：《清词丽句》好文章，传统新生一评量，厚爱李杜传千古，邻结绀弩与燕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