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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报记者康慨报道 阿根廷文学界和知识界正在广泛地动员起来，抗议大作家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遗孀玛丽亚·儿玉借助阿根廷严厉的著作权法对一位无名晚辈作家发动的毫不留情的讼战。
已有三千位作家和知识分子在一封抗议儿玉和法庭的公开信上签了名。笔会阿根廷联合二月三日国立大学，预定今天（7月8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博尔赫斯文化中心举办一场题为“互文性、戏仿和知识产权”的座谈会，声援面临六年牢狱之灾的阿根廷青年作家巴勃罗·卡查相（Pablo Katchadjian）。
《增肥的〈阿莱夫〉》
2008年，卡查相以博尔赫斯短篇小说《〈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的方式重写博尔赫斯的另一个短篇《阿莱夫》为《增肥的〈阿莱夫〉》（El Aleph engorda⁃do），2009年交由独立的小出版商诗歌阿根廷印装了两百册，大多数分送给了朋友。
2011年，儿玉援引阿根廷《关于知识产权制度的1933年9月28日11.723号法》（LeyN°11.723 de 28 de septiembre de 1933 so⁃bre el Régimen Legal de la Propiedad Intelectual）规定的“知识产权欺诈”一项起诉了卡查相——请记住，这是刑事而非通常的民事罪名。法官两度驳回此案，但在一连串错综复杂的上诉之后，同一位法官却在今年6月18日以同一部法律规定的同一个罪名正式起诉了卡查相，并将后者八万比索（约合人民币五万五千元）的资产予以冻结。
如果最终定罪，三十八岁的卡查相将在监狱服刑六年。
阿根廷文坛对此感到震惊。《布宜诺斯艾利斯先驱报》7月4日报道，塞萨尔·艾拉(César Aira)和卡洛斯·加梅罗（Carlos Gamer⁃ro）等多位著名作家、评论家、学者、文化记者、学生、读者和公民前晚亮相于首都的国家图书馆，表达对登台就座的卡查相的支持。
再也没有比国家图书馆更合适的地方了——从1955年到1973年，博尔赫斯担任着这里的馆长。
座谈会上宣读了笔会中心和笔会阿根廷联合发表的声明。“阿根廷小说家、诗人和大学讲师巴勃罗·卡查相受到的刑事控罪是对一次文学实验的失衡反应。”声明说，“笔会呼吁撤销对他的刑事指控。”
声明还警告说，此案有可能“在每一个创造性的头脑上方投下自我审查的阴影”。
梅纳尔的《吉诃德》
卡查相为什么成了“剽窃者”，他又是怎样“剽窃”的？
在1939年的《〈吉诃德〉的作者皮埃尔·梅纳尔》中，博尔赫斯写道：
他并不想创造另一个吉诃德——这样做容易得很——而是创造正宗的“吉诃德”。毋庸赘言，他从未打算机械地照搬原型；他不想模仿。他的值得赞扬的壮志是写出一些同米格尔·德·塞万提斯逐字逐句不谋而合的篇章。
（王永年译文）
如博尔赫斯所写，梅纳尔使用了“仿古的文风”，具体做法如下：
把梅纳尔的《吉诃德》同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加以对照是大有启发的。举例说，后者写道（《堂吉诃德》，第一部第九章）：
……历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时间的对手，事件的储存，过去的见证，现在的榜样和儆戒，未来的教训。
“外行作家”塞万提斯在17世纪写的这段综述只是对历史的修辞的赞扬。与之相反，梅纳尔写的是：
……历史所孕育的真理是时间的对手，事件的储存，过去的见证，现在的榜样和儆戒，未来的教训。
（王永年译文）
卡查相采用了与梅纳尔相同的手法——照搬。他原文复制了八千字的《阿莱夫》，但另行加入了自己所写的一万一千字。
阿根廷作家费尔南多·斯德里戈蒂（Fernando Sdrigotti）6月25日投书《卫报》时写道：“对博尔赫斯来说，梅纳尔的《吉诃德》与塞万提斯的《吉诃德》截然不同，哪怕二者字句完全无异：一段同样的文字在1605年怎么可能与它在1930年代的时候一样呢？文学也许正是对相同主题的无尽复制，而这些主题在被人接受时从来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他说，博尔赫斯的小说作品往往具有鲜明的后设特点，流露出对再现性和经典的迷恋，他本人更以虚假的引文和伪造的典籍而闻名。即使卡查相最后不至于坐牢，但这种动辄把作家送上被告席的做法仍然会对艺术创作造成寒蝉效应。
博尔赫斯会怎么看
一家阿根廷电视台日前在采访卡查相的时候问他：“博尔赫斯今天会怎么看？”
“我不知道。”卡先生说，“在博尔赫斯看来，剽窃是个商业上的问题，而不是文学上的。”
卡查相辩称，此书在儿玉起诉前便已绝版，他无意重印，也不存在官方的数字版本。同时，他没有将《阿莱夫》据为己有的意图，更没想过要以此获营利。
但儿玉不肯放过卡查相。在7月3日阿根廷一家电视台播出的采访中，她说：“这是犯罪。我不能允许任何人随心所欲（地对博尔赫斯的作品动手脚）。（卡查相）是个知识产权窃贼。”
她也回答了同一个问题——“博尔赫斯今天会怎么看？”
“他肯定会受到惊吓。”她说。儿玉女士的律师则说，卡查相的文学实验“会破坏（博尔赫斯）。这是掺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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