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范仲淹

    我在写《范仲淹传》之前，先后出版过6部传记文学作品，除民国人物《孔祥熙传》之外，都是现代人物传记。朋友们笑说，我是个喜好“游走四方、浪迹天涯”的人，趁着写传记，便常将田野调查的功课做到七分，于传主档案资料的收集整理则少到三分。从效果看，书品优劣高下不敢自吹，但成书多不是那种“资料开会”的“脱水货”，还算差强人意。

    范仲淹是位千年之前的历史名人，写他的传记还要不要大做“田野调查”？千年岁月，风雨销剥，尚有几许遗迹可觅？而汗牛充栋之相关史料，或许足够受用？一早，我是有过一点游移的，但转瞬即逝。创作习惯或者就是天性告诉我说：哥们，还是走出去吧。传记文学是行走的文学。想写好古人更应如此。于是，我听从了惯性与天性，迈开双腿再去民间行走，追寻传主范仲淹一生踪迹，历9省市29地进行实地采访，力求穿越时空与传主进行心灵对话，以获取独特的人文感受和创作灵感。

    那么，效果如何呢？拙著《忧乐天下——范仲淹传》面世在即，一切听凭读者品评，何必多说。假如允许提前自诉一例的话，那就是我对《岳阳楼记》的“颠覆性”解读，正是得力于身在江湖。

    众所周知，历来对《岳阳楼记》的解读有四说：“规劝”说、“策励宣言”说、“赞扬滕子京精神”说和“提倡先忧后乐精神”说。四说皆有一定道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重视和强调忧患意识，并不是一己对现实生活困境和自身生存发展困难的忧思与焦虑，而是对群体和社会两方面的关注和忧虑，主要是对道德境界提升和道德价值追求不够的忧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这是一种伟大的民本思想的体现。用这样的伟大思想去规劝朋友，策励同道，确实也是《岳阳楼记》的价值所在。

    然而，我总觉得这样理解《岳阳楼记》还不够，还远远不够，不够全面，不够内在，不够贴切，还不是老年范仲淹写作《岳阳楼记》时的最真实的心态写照。如果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主要是一种向外的“策励宣言”，那么，这只是《岳阳楼记》的一种品格，或者准确点说，一个较浅层面上的品格。它深邃博大，别有洞天。那么，它真正的人文“眼”在哪儿呢？我以为，它不在气壮山河的励志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样表达虽然新颖而寓意并不新鲜，古今士子对这样的忧乐观并不陌生。《岳阳楼记》的真正块垒，理应从“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浇起。

    我们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宋朝是一个“准先秦”式的黄金时代，出了由范仲淹这样一大批强势君子儒所组成的士君子群体，“庆历新政”是他们的巅峰之作。然而，最后在“帝王文化”的壁垒面前依旧败下阵来。这就不免让人疑惑：孔孟之道不是“仁者无敌”吗？何以它千百年来只能困在思想道德层面流光溢彩，总也化不成可与帝王文化一决雌雄的政治架构与社会能量？何以屡战屡败，从而进也忧，退也忧，居庙堂之高也忧，处江湖之远也忧，成为中国士君子至今冲不出去的一个传统怪圈，一道魔咒，一种逃不脱的悲怆宿命？……这个《天问》式的难题，老年范仲淹在写作《岳阳楼记》时，难道不也在苦苦地思索吗？他回首自己一生的坎坷经历，嶙峋在目；一生的酸甜苦辣，涌上心头；一生的尧舜追求，不死于心；一生的良相作为，功绩安在……苦苦思索而难得其解啊！他能不发出“是进亦忧，退亦忧。然则何时而乐耶”的浩叹吗？是的，他坚信“古仁人”能够作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己也能够像“古仁人”那样做到，然而，“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这个目标究竟还有多远？为什么我范仲淹奋斗一生，至今还难以企及？忽忽岁月老去，我范仲淹已然不再年轻了啊……这样比较下来，就《岳阳楼记》的总体品格说，励志的成份在其次，内里激荡着的，正是这种理想破灭后的无奈、迷惘与死不瞑目般的不屈！所以，我认为，要真正解读《岳阳楼记》，与其把“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常挂嘴边，口号式地宣扬范仲淹的民本思想，倒不如将他对士君子何以“进退失据”的最后思考作为重中之重，以继续他的思考，以破解他的《天问》，以穿越那个古老的魔障，以开辟一种中国读书人的新命运。

    我以上的新认知，且不论是否能被世人认可，只说它的获得，则全凭了岳阳楼下、洞庭波涌的月夜长思；全凭了安乡县八旬野老、范仲淹铁杆粉丝周仲元老人的迎面三叹；全凭了邓州城里流连史迹，花洲书院再读《邓州谢上表》，终于感知到范仲淹“持一节以自信，历三黜而无悔”的志士心跳与脉动，和他读白居易“翠黛不须留五马，皇恩只许住三年”的春秋胸臆……半年多的范题奔走，使我更加坚信，不论是现实人物还是历史人物，尤其是历史人物，愈是著名伟大，其生命场则愈强，可谓肉身无存，灵魂不死！在他一生走过的地方，无不遗存着丰富而浓烈的生命气息和遗传密码。作传者追踪采访得愈是广泛、愈是深入、愈是扎实，则从传主处所获灵感、信息与激情就愈多，足可盘活全部案头资料，得出一个与众不同的“写作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