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执中收获理解和信任

    从事编辑工作十几年了，接触过各种不同个性的作者，在与作者交流稿件的过程中，有时会有争论，但总的来说，交流氛围是融洽的，讨论过程也是顺畅的。因此，十几年的编辑生涯中，我从没有觉得与作者交流是难事。孰料2014年编辑《中国古代车文化》的过程却给了我当头一棒，一度令我郁闷不已。当簇新的、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摆在办公桌上时，忍不住回顾历时六七个月的编辑过程，反思自己，颇多感触。

    《中国古代车文化》是余良明先生主动投稿。余先生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硕士研究生，师从著名学者、福建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陈祥耀教授攻读中国古代文学专业，毕业后长期在高校从事中国古代文化史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此书稿即是其长期教学研究的成果。2013年，余先生将书稿呈给陈教授，得到导师的肯定，陈教授还欣然提笔为本书题词并题写书名（封面书名即为陈教授墨宝）。余先生随后将书稿投到了我供职的福建教育出版社。选题确实不错，应该说是中国古代车文化研究领域的拓荒之作。拿到好选题，作为编辑，我自然是很开心的。但谁知在编辑过程中却经历了一波三折。

    正式编辑加工开始后，我发现，因为书稿内容讲到古代车子的具体构造，比如古车的轮子，就有毂、辐、辋、轴、軎、辖等零部件。这些零部件具体是什么样子，相信相当多的读者不知道，甚至上面这几个字怎么读，恐怕也不见得能完全正确地读出来。这还只是一个车轮子，其他如车辕、车衡、輗、軏、靳、靷等，对大多数人来讲也是生僻的。而且，这些构件，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不同朝代各有特点。如果能将这些零部件以及其发展变化配上图片进行说明，会增加直观性。但遗憾的是，稿件没有任何配图。于是，我征求作者意见，希望能适当配图。作者也认为配图较好，但又表示，他时间、精力有限，无力亲自去博物馆等处拍摄相应图片，况且有的零部件是没有对应的考古实物的，只是根据文献资料进行叙述还原。我上网搜寻古车的相关材料，发现上海戏剧学院刘永华教授的《中国古代车舆马具》一书，里面有一些古车零部件的复原示意图，买来此书送给作者参考，建议作者采纳其中的一些图示。作者认为图不错，但担心版权问题。我跟他说，图的版权由我们跟刘教授联系。作者还是不放心，提出：如果这个教授没有完全说实话呢，如果图不是完全由他创作的呢？我理解作者的担心，但也反复跟他说明，配图是为了提升书稿质量，如果配的图存在版权问题，吃官司的首先是出版社。作者还是将信将疑，称回家考虑下。之后，就配图问题不停地反复质疑，要我们再三保证没有任何的版权问题，还要我们写下保证书。看来，老先生对我们还是极大的不信任。想想国内知识产权保护的现状，万一真有几幅图片出现版权问题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想到此，决定放弃配图。为配图问题，不停地上网搜寻相关信息，跟作者反复沟通了一个多月，最后不得不放弃，大量心血白费了，当时确实有些不甘。

    在书稿的具体行文中，作者引用了大量古文献资料，有的引文比较生僻，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我希望作者能进行适当的解释。作者认为，生僻的，都已经做了释义，其他没做解释的引文，他认为比较简单，不需要画蛇添足再去解释。我跟他解释，本书要面向大众读者，太多的文言文引文，会让读者理解起来有难度。谁知老先生不高兴了，这么简单的引文还看不懂，那索性不要看这书了，我的书只给看的懂的人看。“现在很多书，就是太迁就读者了，搞的作者都无法写书了。”老先生有些忿忿地说。在我的再三解释下，老先生才在我提出需要做释义的引文中，选了一些他认为可以再做解释的，做了释义。在这个沟通过程中，我跟老先生有几次争执的声音都高起来了。本质上，我们两个都是较真的人。

    其他的针对书稿的小争执还有很多，夸张点讲，简直数不胜数。所幸的是，我们的争执，都是为了将书做好，虽然争执，但并未伤及和气；可喜的是，这样一路下来，最终赢得了老先生的认可，他认为我们是认真负责的，还主动提出下次再合作。

    而今，书已正式出版，空闲时，回想本书的编辑过程，还是忍不住有些感慨，这个充满争执的编辑过程，其实说明很多问题：老先生宁愿不出书、宁愿书有遗憾，也坚决不要版权问题存疑的配图，其实是其对自己书稿的爱护、对知识产权的尊重；其不肯迁就读者的写作风格，也值得当下很多迎合读者口味甚至低俗口味的写作者、出版者思考……行文至此，其实最该反思的是我，因为急于在合同约定日期之前出版此书，在沟通过程中情绪急躁，不够平和。这是我以后工作中当引以为戒的。

    其实到现在，不愉快早已烟消云散，有的只是对老先生的歉意以及深深的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