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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5年06月24日 星期三

    尘封六十年的《中国通史》

    傅娉 《 中华读书报 》( 2015年06月24日   14 版)
    1944年印刷的《中国通史讲义》第一册

        陈恭禄先生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他一生留下许多优秀的史学著作,出版的著作包括《日本全史》《印度通史大纲》《中国近百年史》《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等,其中《中国近代史》最为著名。《中国近代史》初版于1935年,出版后大获好评,数月内售至四版,被列为当时的大学丛书之一。

     

        2012年笔者有幸责编出版了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笔者供职的中国工人出版社并非专业学术类出版社,而陈先生这部再版的民国学术畅销书却创造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至今,《中国近代史》已印刷5次、销售19000册。这样一部偏学术的图书再次获得强大生命力,我也由此与陈恭禄先生及其思想有了近距离的接触。

     

        2013年,陈恭禄先生的家人来电洽谈《中国通史》出版事宜。陈恭禄先生生于1900年,成名甚早,25岁出版了《日本全史》(中华书局,1925年),28岁出版了《印度通史大纲》(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28年),35岁出版了代表作《中国近代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35岁还在《中国近代史》的基础上,出版了简单的适合中学生和一般人士阅读的《中国近百年史》(商务印书馆,1935年)。新中国成立后,陈恭禄先生的著作得以陆续重新出版,岳麓书社重新出版了《印度通史大纲》(2011年)和《日本全史》(201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近百年史》(2012年),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国近代史资料概述》(1982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太平天国历史论丛》(1995年)。2012年,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近代史》。我醉心于陈先生的学术思想和才华,可陈先生大部分著作已经重新出版,留给我们出版的机会很渺茫,2013年却意外地得到了陈恭禄先生的《中国通史》。

     

        陈恭禄先生家人寄来的《中国通史》书稿分为两部分,《中国通史讲义》第一册,《中国通史》第一篇到第十九篇,1944年印刷,为成都金陵大学史学系的讲义。第二十篇到第六十篇,为手抄稿,是陈恭禄先生的独子陈良栋所抄写。

     

        陈恭禄先生家人寄来的《中国通史讲义》第一册是一本包着牛皮纸封面的小薄册子,上面写着1990年6月9日陈良栋点校。之所以要点校,是因为“本书原有十九万字并加标点,竟以筹款困难删去四五万言,废去标点。”(《中国通史讲义》第一册自序)陈良栋先生对全书加了标点,书名用曲线标注,人名用竖线标注。给编辑出版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方便。第一册只有十九篇,其余的四十一篇是陈良栋的手抄本。因为陈良栋也已经去世,家里人不知道这些手抄本的出处。

     

        《中国通史》应该属于陈恭禄先生生前未曾出版的著作。从研究资料来看,《中国通史》应当写于《中国近代史》出版之后。作者在《中国通史讲义》第一册自序中写道:“吾人现以中国通史为叙述数千年来中国民族活动之史书,为成年人读中国史入门之一教本而已。”这是作者撰写《中国通史》的缘起。

     

        作者接着又写道:“普通教本于学说上无新贡献,不为学者所重视,其价值仅为服务读者。著者讲授中国通史十数年,现以教本缺乏,萌生撰著之意志;后以正值年富力强之时宜从事于学说研究之著作,不必亟亟于写教本。故写成《中国史》第一册,后即着手撰著秦汉史。民国三十年春完成,名曰:《中国史》第二册。文稿分十七包,由航空寄往香港商务,历十七日始完。斯年终,香港陷失,不知文稿尚存在否,四五十万言之书抄写非万元不办。著者既无此助力,书局亦不愿印行,思想为之一变。三十一年秋,余在西北大学任教,而城固书少,不愿自逸,复有撰著《中国通史》之意,乃于课暇为之,三十二年夏写成第一册。”这段话中提到的《中国史》第一册叙述远古至秦灭六国期内中国的发展,四五十万字,194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第二册为秦汉史,1934年写完,也有四五十万字,作者说文稿分十七包,寄往香港,结果香港沦陷,到作者写《中国通史》讲义第一册的1944年的时候,作者还不知道这本《中国史》第二册的命运如何。商务印书馆在1947年出版了《中国史》第二册。不知道后来陈恭禄先生是否知道此事。

     

        《中国史》第一册、第二册均是学术研究性的著作。顾颉刚先生以“较近理想”评《中国史》:“中国通史的写作,到今日为止,出版的书虽不少,但很少能够达到理想的地步。所有的通史,多属千篇一律,彼此抄袭。其中较近理想的,有吕思勉《白话本国史》、周谷城《中国通史》、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陈恭禄《中国史》、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张荫麟《中国史纲》、钱穆《国史大纲》等。(《当代中国史学》)。顾颉刚先生评论的应该是《中国史》第一册、第二册。

     

        我们此次出版的则是陈恭禄先生所谓的《中国通史》的“教本”。“三十一年秋,余在西北大学任教,而城固书少,不愿自逸,复有撰著《中国通史》之意,乃于课暇为之,三十二年夏写成第一册。”(《中国通史讲义》第一册自序)陈良栋点校的正是《中国通史》讲义第一册。《中国史》第一册、第二册的内容合起来相当于现在出版的《中国通史》的前十九篇。《中国史》第一册、第二册共计八九十万字,两册书注释、引用繁多,是学术研究之作。而《中国通史》讲义的第一册(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通史》前十九篇)才19万字,没有注释,读起来很好懂,有教材的感觉。整个《中国通史》共有六十篇,现在只能看到前十九篇的原稿,后四十一篇则来自于陈恭禄先生家人提供的手抄稿。

     

        《中国通史》共六十篇,将近五十万字。从谋篇布局来说,每篇的大概字数都在一万字以下,有的七八千字,有的五六千字,有故事的朝代给的篇幅多些,故事少的朝代篇幅则小些。总括全书,作者均衡地、有节制地叙述中国历史,参看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史料及作者能发现的论文著作,从各个朝代的政治制度的演变,领土的开拓,户口的消长,社会经济情况的演变,社会的宗教思想,学说文艺的发达等方面来展开中国历史的叙述,是一部严谨的、高水平的中国通史。

     

        从《中国通史》讲义第一册序言来看,这部十九万字的薄薄小册子印刷并不是件特别容易的事。“书写成后,余以现时抽版税之报告不尽可信,欲自印行,苦无款项。去岁夏商于金陵大学景唐校长,承其允借一万元。但以款不敷用及其他事故,迄未付印。十二月通史班学生有力说余付印者,并代访问印价等事,始复有付印之意。印费大部分系学校借款及预约收入,著者自筹其余。本书原有十九万字并加标点,竟以筹款困难删去四五万言,废去标点。书以印行册数不多,成本昂贵,售价不免稍高,著者颇以为憾。但亦无可奈何。斯书之印行,同事陈锡祺先生亦有力焉,皆深感谢。若书能有销路,第二册当可于年内问世也。”这部小册子的印刷费用大部分来自学校借款,还有预付款,剩下的由作者自筹,可还是不够用,只好把全书的标点删去了,少了四五万字才得以印刷。由于印数少,成本自然高,作者还期望销路好,能够尽快印第二册。由此看来,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陈恭禄这样的大教授也面临着出版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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