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

    最近，笔者认真拜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程中原先生的论著《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该书独出心裁，独具匠心，独辟蹊径，读后令人深受启发。

    一、视角独到

    一般来说，研究重大历史转折事件有两种路径：一种路径是基于丰富、可信、可靠的史料按照历史事件本身衍化的来龙去脉、历史逻辑如实记录和叙述，另一种路径是以重要历史人物的活动为线索透视重大历史转折事件的发展脉络和演展逻辑。《转折年代》采择的是后一种写作、研究路径。

    该书从邓小平带有传奇色彩的个人经历为切入点，以历史转折的前奏、准备、完成为序，分为三大部分——上篇·1975：邓小平领导各方面整顿；中篇·1976—1977：邓小平再次被打倒和第三次复出；下篇·1977—1982：邓小平推动历史转折打开新路——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第三次复出、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等重大国史、党史问题进行了具体的叙述和深入的解析，突出呈现了邓小平在重大历史转折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突出说明了1975—1982年邓小平与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休戚与共、息息相关，成功领导解决了“文革”结束后“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性历史命题。期间，每到一个历史节点和关键时刻，他总能力挽狂澜，破解历史难题，其传奇的政治生涯和高超的政治智慧铸就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伟业。

    二、视野独特

    研究某一重大历史事件，往往容易就事件研究事件本身。这种研究思路存在一个重大的欠缺：视野狭窄。如是，缺乏历史的厚度和时代的宽度，不仅难以深入到历史事件内在的深层次维度之中，也难以定位历史事件所独有的特定时空坐标。

    《转折年代》虽然以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上“伟大历史转折”为主题，但却独辟蹊径：往前追溯至1975年邓小平领导各方面的整顿，往后演展到1982年的中共十二大。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4年和后4年的这8年光景给予历史的、具体的叙述和实事求是的论析，全面、客观勾画了这个重大历史转折的来龙去脉、演变轨迹，深刻揭示了这个重大历史转折的运动逻辑、主要特点、历史必然和深远影响。这样，就使得读者对这个重大历史转折转什么、转向何处、怎么转会有直观且深刻的体悟，对于了解、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到底是如何开辟的会大有裨益。

    三、资料独步

    资料，尤其是第一手资料，是研究的起点。言之无文，行而不远。高质量的、经得起时间推敲的学术研究首先要在史料上扎扎实实地下功夫。资料搜集是个慢功夫，需要日积月累才能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转折年代》使用了大量权威性资料，既包括领袖人物的年谱、传记、文选、文稿等重要著作，又运用了一些第一手的档案资料（包括此时间段一些会议的简报、领导人讲话稿、谈话记录等），有的档案史料未曾披露。比如，1975年12月2日下午，邓小平陪同毛泽东会见美国总统福特，会谈中就从东方和西方共同向北方某个国家施加压力达成“君子协定”等叙述，就是依据档案而记载的，别的史书尚未看到相关材料。这么多的材料搜集起来，显然需要颇费精力、时间。在相关资料的基础上通过一定的逻辑主线串起来进行论述，就会有血有肉、有声有色，有口皆碑也就水到渠成了。

    《转折年代：邓小平在1975—1982》，程中原著，当代中国出版社2014年8月，49.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