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黄河》二三事

    由山西省作家协会主办的大型文学杂志《黄河》，创办于1985年。虽然已经是三十年时间过去，但我却至今犹记，在那个“文革”结束不久之后的“文学黄金时代”，全国各地创办各种各类文学杂志的热情空前高涨，现在国内很多广有影响的文学杂志，都是在那个时候呱呱坠地的。《黄河》杂志的问世，的确称得上是正当其时。

    那个时候的我，正在位于临汾市的山西师范大学读书。不知道是因为少年时即非常喜欢文学，抑或还是后来在大学进了中文系，又或者还是受到当时浓郁文学气氛影响的缘故，我对小说创作充满了强烈兴趣。于是便经常逃课，一头钻到图书馆里去读书写小说。读什么呢？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内容，就是正生气勃勃着的新时期文学。新时期文学，自然不会存在于陈老的故纸堆，而只可能存在于包括《黄河》在内的各种文学期刊中。

    为什么会经常泡在图书馆大读当代小说呢？原来却是因为我的作家梦。虽然早闻“大学中文系不是培养作家的”论调，但那时的我，却正如同其他许多同学一样，在一个“文学的黄金时代”，只是想着未来怎样成为一名带有神圣光环的作家。要想当作家，就必须多读书，尤其是必须大量接触新时期作家的作品。我常常沉浸于图书馆之中，其根本原因在此。然而，要想实现自己的作家梦，仅仅有大量的阅读肯定不够，此外，既需有充分的写作实践，也需积极地向各个文学杂志投稿。因此，我大泡特泡图书馆的另一项任务，自然就是爬格子“创作”小说作品了。

    小说草稿写完了，总不能一直躺在抽屉里，总得投到杂志社去。往哪里投？本省新创刊不久的《黄河》，自然也就成为必然的选项之一。当是时也，后来成为《黄河》主编的张发老师，已经是杂志的编辑。在辗转打听到当时在临汾文联工作的贺小虎老师与张发老师之间的同学关系，并设法求得贺老师的一封推荐信之后，初生牛犊的我，就拿着信冒冒失失地跑到南华门找张发老师了。

    我要记述的与《黄河》的第一件事，就与张发老师紧密相关。应该还是在1986年，那一年，恰逢新时期文学诞生10周年。在北京，召开了一个规模颇为声势浩大的“新时期文学十年学术研讨会”。正如同你已经想象到的，从各个不同角度出发对新时期文学进行不无夸张的认同与肯定，构成了那次会议的主流声音。但于今想来都感到难能可贵的是，就在自由民主意识刚刚有所觉醒的那个时候，会上居然会冒出一匹我现在不能够写出他名字来的“文坛黑马”。那匹黑马，那个当时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跟着黄药眠先生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的青年学者，在那次整体风向几乎一边倒的会议上，正如同他后来的一系列人生行迹一样，胆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大声疾呼：“新时期文学面临危机！”这哪里仅仅是一匹黑马，这简直就是安徒生《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说真话的孩子啊！

    也正如你已经想到的，那匹黑马因此而一举成名，广为天下知。此后的他，便常常应邀到全国各地演讲，以更充分地传播自己的思想价值理念。不知道究竟是谁在其中牵线，反正在我的记忆中，他在太原一次演讲的举行，便与张发老师存在着直接关系。那一天，似乎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演讲就在省作协大院南边原来的会议室里举行。恰好早一天，我带了自己的一篇小说习作，来找张发老师。临告别时，张发老师叮嘱我，明天上午那匹黑马要在作协搞一次演讲，要我无论如何都要来听一听。

    机会如此难得，我自然不会轻易失却。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匆匆忙忙地赶到了作协的会议室。面积不大的会议室，人挤得满满当当。那位令人倍感尊敬的后来被誉为“中国的曼德拉”的先生，在那一天到底讲了一些什么，我现在都已经记不清了。印象中残留下的记忆，就是他个子高高的，显得特别精瘦。讲话不够利落，时不时还会显得略有些结巴。

    不知不觉间，很多年已经过去，不仅中国社会已然发生了可谓是天翻地覆的变化，即使是那位黑马先生，现在也已经是因故而身陷囹圄。尽管说他那次的演讲内容我早已遗忘殆尽，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那一次的有幸晤面与聆听演讲，其实在我面前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极大地开阔了我的思想眼光。而这，也恰恰就是我至今都要念念不忘地感谢张发老师，感谢《黄河》，感谢那位先生的根本原因所在。

    我与《黄河》另一件事的发生，已经是几年之后的1990年代初期了。那时候，我不仅已经大学毕业进入吕梁师专任教，而且也已经弃小说而就评论了。经过了1980年代后期的那场历史事件的冲击之后，文学界一度沉寂无语。许多作家，正是在这种沉寂中酝酿着精神与创作的转型。这其中，也包括山西优秀的批评家李国涛。出生于书香门第的李国涛，是文学流派“山药蛋派”的提出命名者，曾经在文学批评方面取得很大成绩。正是在这个时候，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李国涛忽然改弦易辙，起笔名为“高岸”，涉足于小说创作。而且一发不可收，长篇、中篇、短篇，几种小说文体不仅全都有所尝试，而且也都取得了卓然成就。

    为了全面及时地总结李国涛也即高岸异军崛起，在短短几年内取得的小说写作成就，大约是在1991年（或者1992年？时间久远，关于时间的记忆已然处于恍惚状态了）的时候，《黄河》编辑部曾经在上面提到过的省作协的那个会议室里，给李国涛召开过一个“高岸小说研讨会”。那时候，我刚刚初始从事文学批评写作不久，因为对高岸的一系列小说颇感兴趣，所以就不揣简陋，曾经撰写过一篇批评文字，名曰《追忆·叙述·文化》，后来发表在了《黄河》杂志上。于今想来，那应该是我第一次在《黄河》上发表文章。或许正是因为我写过如此一篇批评文字的缘故，那一次，《黄河》居然发函邀请我来太原参加高岸的小说研讨会。

    当时的我，不仅刚刚开始在高校任教，而且也刚刚开始从事文学批评写作。在这样一个时候，居然能够到省城去参加文学研讨会，自然倍加兴奋，一时有受宠若惊之感。在乘坐长途客车赶到太原之后，我才知道，却原来，这次研讨会只在太原之外邀请了两个人参加。一个是我，另一个则是在当时已经很有些影响的作家王祥夫。那也是我和王祥夫数十年交情的订交之始。至今犹记，会议的主办者把我们俩安排住在省军区招待所，两人合住一个房间。倘若我的记忆无误，就在那天晚上，当时还很年轻的作家张平与哲夫曾经一起专门跑到招待所来看过王祥夫。初涉文坛的我，腼腆羞涩，很可能都没有和他们俩搭腔打招呼。当时根本想不到，很多年之后的现在，我会和他们都成为很好的朋友。

    参加那次研讨会，我到底在会上说了些什么，现在已经丝毫都回忆不起来了。但毫无疑问的一点是，在我的文学批评写作刚刚起步的时候，能够有机会参加这样一次纯粹意义上的小说研讨会，其实会产生极大的激励作用。不消说，我之所以能够坚持在文学批评的道路上走到今天，并且取得一点微不足道的成绩，与《黄河》对我及时的扶持和激励，是分不开的。

    这两件事之外，我与《黄河》之间是不是还有第三件事呢？答案自然是肯定的。实际上，却又何止是第三件事，也还有第四、第五……件事呢。套用一句未必恰当的成语，大约也可以在相反的意义上叫做“罄竹难书”。到今年，《黄河》就已经整整三十岁了，已然踏入而立之年。说实在话，在当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语境中，能够把一个大型文学刊物维持三十年，真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在这里，我所殷切期望看到的，是《黄河》的四十年、五十年，……就这么一直坚持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