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力谈红印本《樊川文集》：研究杜牧的可靠标本

    红印本《樊川文集》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稿抄校本”。当年杨守敬的确为这部书下了极大的功夫，我对他刻书的精神很佩服。

    鸿蕙：作为中国当代民间收藏古籍善本最多的人，“稿抄校本”是您藏书中的一个门类，也是您一直极为看重的一个类别。从2012年起，您就开始每年出版一辑《芷兰斋书跋》，到目前出版的三辑《书跋》都是对“稿抄校本”的研究。自去年十月份，您开始陆续将《书跋》中的一些重要本子影印出版，丛书名定为《芷兰斋藏稿抄校本丛刊》。近日即将出版的杨守敬批校红印校样本《樊川文集》是《丛刊》的第三种。能谈谈“稿抄校本”吗？

    韦力：稿抄校本是清代以来的一个热点，源于乾嘉朴学的兴盛。它是真善本中的一个独特品种，是由中国“同音字太多”这个特殊的语言特点形成的。一个东西我抄一遍，他抄一遍再递给你，十个人之后基本上面目全非，这就是中国古籍传抄的特点。如果你想理解作者的思想，必须要回到他的本源，可你怎么知道他的本源？你怎么知道你这个本子是一个没有错讹的本子？这样就产生了校勘，这就是稿抄校本一个基本的来源。这部红印本《樊川文集》就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稿抄校本”。

    鸿蕙：杨守敬既是清末民初有名的书法家，又是藏书家，也是研究地理的名家，《樊川文集》红印校样本上有近千条描改和眉批，有改了又改的痕迹，还贴有浮签。他为什么要花如此大的功夫来批校这部书？

    韦力：中国追求早期的版本，越早期越接近作者的原貌。中国人到宋代才大规模刻书。但是古人留下来的书，十分之九都已经不全了，《樊川文集》也是这样的。杨守敬在日本找到了一批国内失传的文献，《樊川文集》是其中之一，他认为有必要把它刻出来。

    杨守敬为什么这么重视这个日本发现的宋本《樊川文集》？要将它影印之后，再找中国当时最好的刻工来雕版刷印？重要原因是在明代，诗学的派别逐渐形成了，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杜牧当时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因为他是晚唐诗人，整个诗学体系中是重初唐，把中唐认为是一个高峰，晚唐认为是一个衰落期，但是杜牧在晚唐又大放异彩，这是他特殊的地方。在晚唐的时候，骈体仍然大量盛行，文章大部分以骈体文作，而杜牧的文章开始以散文的形式融入骈文。那会儿大部分人喜欢写很长的诗，很少有人学绝句，因为绝句太短，太难把握，杜牧在五绝与七绝下了很大的工夫，这是他在诗学上很重要的贡献。正是因为杜牧有他诗学上的独特价值，受到了清代研究他的人的关注。但是大家得不到好版本。杨守敬当时在日本发现这个宋版《樊川文集》，觉得很重要，认为要好好把这个东西弄出来，所以他下很大功夫校勘，他要搞一个他认为迄今为止最好的一部《樊川文集》。但是他并没有盲从，他没有认为大家现在都是用清本，最早是明本，我现在得到了宋版，刊刻就完了，他没有这种观念。他依然用了那么多的本子互校，尽量接近这部书原始的状态，说明这个人做事情远比我们想象的认真得多。当初晚清到民国的时候很多人诟病于他，说他为了挣钱，刻书特别快。通过这部书，至少我更改了以前一些对他的偏执认定。

    鸿蕙：能否举例说说杨守敬的校勘？

    韦力：比如杨守敬批校《樊川文集》里的《阿房宫赋》，“长桥卧波，未雩何龙”。杨守敬眉批：雩，文粹文苑均作雩，按左传龙见而雩，朱作雲非。他是说，这个雩字，《唐文粹》《文苑英华》都写作“雩”，另外，他据《左传》，有“龙见而雩”的说法，他又说明一点，就是明代朱一是的本子中写作“雲”，是不对的。这就涉及三个层面的意思：一、《唐文粹》《文苑英华》，作为重要的校勘参照，里面用的是哪个字？用的是“雩”。二、从意思层面上，参考了《左传》，里面有“龙见而雩”的说法。三、杨守敬校勘所用的重要比勘的本子之一，即明朱一是本，他在认可这个红印校样用“雩”字是正确的同时，指出，朱一是本，用“雲”字是错误的。你现在网上搜《阿房宫赋》，一般都是“云”字，如果说，杨守敬是对的，那么，从这个句子的意思上，其实目前通行的理解，是有问题的。“雩”，是古代为求雨而举行的一种祭祀。

    但可惜的是《樊川文集》其后墨印成书，竟全无一处依校样修正，亦未刊出《校勘记》。故而被指“虽曰影宋，实未尽善”。杨守敬研核之功全赖此红印校样本得以保存。

    鸿蕙：这部《樊川文集》是杨守敬批校红印校样本，红印本的可贵之处在哪里？

    韦力：红印本其实就是初印印样。因为红色相对浅，一般先用红色刷第一版，校完了二校用蓝色刷，两校之后，第三校才是刷成黑色的。因为一旦木板刷了黑色之后就无法再刷任何其他颜色。为什么人们喜欢追求红印？因为红印本意味着是第一次刷印，它最接近原稿。原稿一定就好吗？这不一定。但是从它那里能追寻出很多作者的思想。几校之间都有区别，这种区别不只是某个字刻错了修改的问题，很多红印本和墨印本之间有大段大段的修改。为什么产生这个问题？第一，刻书者这时候可能发现了新材料，他的想法有所改变了；第二，刻书者一般情况下在刷出来红印到蓝印的阶段，他会把印样寄给一些他尊重的人，请这些人写序。比如如果找到大学者钱大昕这样的人物，他看完之后发现很多问题，就会跟作者讲，作者明白之后就改了。可是这种校改别人是不知道的。你会发觉一部书有很多不同的问题，不同的版本，古书之难就在这儿。恰恰因为这一点，反过来说，红印，是除了稿本之外，最接近于刻书者的原始思想的版本。刻书者的初始点你看清楚了，他的错误你也看清楚了，你能把握他的脉络，知道原来他是这样想的，后来他修订了自己的观点，或者有的观点被他彻底推翻了。红印本的可贵之处，就在这个地方。

    另外，中国书大部分是木板刻，木板着水之后必然要膨胀，一膨胀字体就会变形，只有最初刷的那几版最漂亮。从收藏角度上看，也是物以稀为贵。当时出红印本只是为了校勘或者写序，印量很少，古人有的只印5部，大部分印10部左右，红印本就受到了追捧。所以今天有人专门印红蓝印本，这就成了商业行为。刻意地制造红印本，跟原始校稿的意义已经脱离了。

    鸿蕙：杨守敬为何找当时最好的刻工陶子麟来刻这部书？

    韦力：民国新文化运动主张扬弃传统，影响极大。但是有对传统国学感兴趣的人，他们认为中国传统包括雕版印刷应当保留。这时候产生了一批有实力的大藏书家，像傅增湘、周叔弢他们，都开始用最好的手段影刻古代的书，用最好的墨刷印。所以民国年间中国雕版印刷创造了另一个辉煌，也可以称之为“回光返照”，刻印都极佳。这时候需要很多好的写手和刻工，陶子麟就是当时最好的刻工，价格也非常高。站在这个角度来谈，杨守敬找他刻这部书，第一表明他对这部书很看重，因为他找最好的刻手来刻。第二表明他为此花了很大的代价，因为陶子麟要的价钱比别人贵得多。当年杨守敬的确为这部书下了极大的功夫，我对他刻书的精神很佩服。

    今天不只是杨守敬，对于杜牧的研究早就是显学了，但是杨守敬本子的原始校样其实是看不到的。现在不管研究杜牧还是研究杨守敬，这部红印本《樊川文集》都是极好的标本。这个标本是唯一性的，影印出版后，大家都可以看到。读者能看出杨守敬是怎么把握杜牧的。他说某字当某字，意味着他重新理解了这一篇文章的立意，这才是他的高明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