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历史言说的出路

    顾炎武的时代，也正是《浮世的晚风》中各个人物的时代。文化的崩塌因为国家权力的更迭而极为鲜明地显现出来，历来作为文化诠释者的士人的生存状态是其最直接的表征。对这种生存状态，简雄的书名里用了“浮世”一词概括，真是非常贴切。

    读简雄的这本《浮世的晚风》，自然想到他的上一本书《士风乍起》。相对于“晚风”，《士风乍起》简直就是午后的云天。尤其是它的前三章里，所有的思想观念、故事梗概、语言方式，已经在酝酿、积蓄，第三章的结尾写道：“不急，好戏还刚刚开始……”现在，我们终于看到“好戏”了。

    在这本由十三出“好戏”构成的书里，有一个人物没有提及，但在我阅读的时候却时不时地飘过他的身影。这个人就是顾炎武。

    1651年的春天，距明朝覆灭已经七年，顾炎武来到南京，第一次拜谒明孝陵。春日的阳光从新绿的树叶中穿越而出，洒在弯曲幽深的神道上，斑驳的影子写满了沧桑。12对石兽和4对文武臣子，这些代表着至高权力之威仪的符号，在历史的动荡变换中显得如此空洞与虚渺。顾炎武此后一次又一次来到这里，共有六次之多。这种仪式很容易被理解为对死去的王朝的忠诚缅怀和伤感悼念，但是，在顾炎武这里，却并非如此简单。

    我们应该记得他的一番话：“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后来有人把这番话浓缩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实在是莫大的曲解；顾炎武明确地把仅仅忠于一个王朝的“保国”和忠于整个文明统一的“保天下”区别开来。他一次次地拜谒明朝陵寝，或许正是一种将文化统一体从至上权力的符号象征中抽离出来的努力；他忧虑的是历史悠久的文化的崩塌，并且认为每一个普通人都应该为避免这种崩塌而尽自己的一份责任。

    顾炎武的时代，也正是《浮世的晚风》中各个人物的时代。文化的崩塌因为国家权力的更迭而极为鲜明地显现出来，历来作为文化诠释者的士人的生存状态是其最直接的表征。对这种生存状态，简雄的书名里用了“浮世”一词概括，真是非常贴切。这个来自佛教的用语，指的是繁华放荡而又虚空的生活。我们可以说，这本书讲述的就是明清易代之际士人的道德生活，并且在道德生活的讲述中，展示了顾炎武所忧虑的文化崩塌的过程。

    以儒家学说为正统，中国古代的士人的道德标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士人们的身份认同和生存价值之所在。但是，就明代而言，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这种身份认同的困境和压力就构成了士人内心持续的震荡，即如简雄在导读中所言“变化从明中叶不可阻挡地开始了”。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第二章开头就写道：“每当大学士申时行走到文华殿附近，他就自然而然的感到一种沉重的负担。这是一种道德观念的负担。”如果说，在申时行这里，道德的压力是以士人的“道统”应对皇帝的“治统”的支绌和尴尬体现出来，那么，到了钱谦益、龚鼎孳、吴伟业、冒襄、侯方域们的时候，这种负担因为“治统”废弛、江山易手而以另一种方式呈现出来。

    我以为，对这另一种方式的探讨和省察，便是《浮世的晚风》旨趣所在，并且以其独特的操作方式来完成。

    首先体现在对人物的日常生活的关注。红尘男女的衣食住行，才子佳人的往来穿梭，情人之间的恩怨离合，闺帏之内的亢奋神秘……十三位主角的故事，基本上是以吃喝玩乐谈情说爱艳遇私奔为主要题材，通过这些达到如书的副标题所云“还原明清江南士林生活图景”。但是，如果我们将“还原”仅仅理解为布满私人痕迹、尽是绯闻八卦、充满低级趣味，那是莫大的误解。一方面，将这些原本在正史里不登大雅之堂的内容呈现出来，不仅在于完整展示日常生活的本来面目，而且在于这一展示本身也表明对历史书写禁忌或陈规的挑战；另一方面，在这些人物琐琐细细的生活样态里活跃着从权力到资本、从思虑到欲望的力量角逐和博弈，而这些构成了日常生活的政治，折射着时代精神的情境。就像书的导读里所指出的那样，士林们在诸如昆曲的优雅、园林的创造之中，想象力已被禁锢而逐渐退化。

    从社会文化史或人类学视角关注私人生活，力求贴近和还原历史存在的“原生态”，也是近年学界热衷尝试的方式。但不同于学界一般这类文献的是，作者在历史的讲述中不仅关注讲什么，而且强调怎么说，竭力保持讲述者声音的在场和把控。有时候，简雄会将当下熟语或俗语搬到古人的情境中，譬如书中讲述吴伟业和卞玉京的故事时写道：“一个是名震九州的大才子，一个是已有皈依之志的江南名妓，当时要有互联网和狗仔队，估计就要全程直播了。可惜没有。”有时候，他会自称“后生小子”直接跳出来感慨，譬如：“一个被武力征服的民族，只能用精神自慰的方式消解苦闷，而强权奴役下的文化生态，有多少历史的真相被粉饰了呢？”有时候，他还会体贴一下读者：“因为茅元仪的戏份还没完，姓许的还要候会儿场，请稍安勿躁”。他甚至不惜暴露自己的遗憾，比如告诉你“施蛰存先生于1936年编有《王微诗集》，但无缘读到，不知有何线索否”。诸如此类，让作者看起来像是一个占定了场子的说书人，有时也有点像你身边酒酣谈兴正浓的哥们。

    这样的“声音”诱导着我们，不期然地进入一种混杂的语言形态：戏谑的、调侃的、论证的、考据的、倾诉的、婉讽的、锐利的、沉思的……僵硬的历史变得活跃起来，温暖起来，我们的视线和心理、思想和情感在这样的语言之流中摇荡颠簸，感受当下现实的语境与古代人物的故事之间形成的锋面或曰临界状态，形成自己的某种“热点时刻”，而与作者自己某些隐晦的暗示和强烈的明示之间构成会意、对话，当然也有可能产生质疑和辩驳。

    这当中，一个突出的景观是，我们随时可以与各种史料笔记的文本相遇，有几十种之多。作者处理这些史料笔记时的笔触可谓摇曳多姿，有时直引，有时概述，有时改写，有时比对正史，有时考订真伪……这阅读与写作的双重变奏，让我想起法国理论家德赛都在《日常生活实践》中对爱好读书的行为的描述：“目光穿过纸张，通过阅读者的视线改变文本，从某些词语中立即推断和猜出其意义，在书写的字里行间跨越和跳动……他将愉悦和挪用的谋略带入到他人的文本中：在其中进行侵犯、转移进去，如同内部的噪声一样被不断扩散。谋略、隐喻、组合，这一生产同样是记忆的‘发明’。它使词语成为无声的历史的出路”。

    《浮世的晚风》探寻的“历史的出路”或在于，在把玩中洞察，在同情中批判，在贴近中反思。如此，作者从明清易代之际的士人们的生活形态的描述，揭示了传统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世界在卷入与淡出、求售与退隐、醉梦与狂放之间的挣扎，构成了另一幅“天崩地裂”的图景，其深远的影响并不亚于一个帝国的坍塌。即便站在今天的语境之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来自那里的习习晚风。这时候，回头再看看书名，我忽然感到，宋代刘克庄的诗句是对简雄这本书的写作的隐喻：“远林摇落晚风哀。野店犹开。多情惟是灯前影，伴此翁、同去同来。逆旅主人相问，今回老似前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