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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的那次探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还记得老人家里歪歪斜斜的泥草房，记得他讲述这一切时泪光闪烁。在人性之河中，不知有多少这样屈辱的泪花，被我们忽略和漠视了。幸运的是，这样的泪花最终还是被我当做文学的珍珠拾起，镶嵌在《群山之巅》。
“一世界的鹅毛大雪，谁又能听见谁的呼唤！”以这个纷纷扬扬的句子给长篇小说《群山之巅》来个意味深长的收梢，作家迟子建对自己的知天命之年有所交待。只不过，她笔下北中国茫茫山林中龙盏镇上芸芸众生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并未被大雪覆盖，屠夫辛七杂、“小仙”安雪儿、法警安平、殡仪馆理容师李素贞等人物在时代变迁下的命运起伏、情感摆荡在漫天飞雪下愈发令人唏嘘。
2014年秋天，完成新作后的迟子建没有如释重负的感觉，“因着一种莫名的虚空和彻骨的悲凉”，连心都是“颤抖的”，她在“后记”中写道。她不担心写作题材匮乏、灵感源泉干涸，但她清醒意识到每一部作品的不完美，《群山之巅》也是如此，“小说本来就是遗憾的艺术。但这种不完美，正是下一次出发的动力”。
今年初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她现身《群山之巅》首发式。虽说写了30年小说，长篇也出了好几部，在如此人流熙攘的现场和评论家、媒体交流，对她来说仍是破天荒的事情。或许在遥远的北极村，在冰天雪地包围的小屋里，她最觉得自如，那些多年积累的故事，那些酝酿中的人物，才会在纸上纷至沓来。
读书报：事实上，《群山之巅》的源头要追溯到2001年你和爱人那次去中俄边境对一位被误解的老战士的探访。十多年过去了，这份记忆终于以一部长篇小说方式有所了结，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你酝酿最久的一部作品吧？
迟子建：是啊，十多年前的那次探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还记得老人家里歪歪斜斜的泥草房，记得他讲述这一切时泪光闪烁。站在那个泥地院子里，能听见黑龙江的流水声。在人性之河中，不知有多少这样屈辱的泪花，被我们忽略和漠视了。幸运的是，这样的泪花最终还是被我当做文学的珍珠拾起，镶嵌在《群山之巅》。
读书报：一直以来，你的写作风格非常写实，《群山之巅》中偶尔会有超现实意味细节出现，比如屠夫辛七杂的刀，比如安雪儿眼中的花草林木，这样的表现方式在《额尔古纳河右岸》中也有过，这么处理的用意在哪里？
迟子建：写作《额尔古纳河右岸》前，我探访过那个鄂温克部落。关于其中一些“超现实”的情节还是在采访中得来的。比如萨满在跳神时，法力加身后，确实有灵异事件发生，我不过用文学的方式再现。我自童年起建立的世界观就是万物有灵，一棵草，一朵花，甚至一片云，都是有来历的。这也是受鄂伦春人影响，我小时候生活的山镇离鄂伦春人的居住地很近。我相信世界上有很多我们用肉眼看不到的未知事物。
读书报：《群山之巅》的叙事方式是倒叙，又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倒叙。《白雪乌鸦》出版时采访你，我曾说你在叙事和结构上不是“为难读者”的作家，你表示采用何种叙事取决于题材本身，你怎么来处理题材和结构的关系？
迟子建：其实一部小说孕育成熟了，最难的是以什么形式让它诞生。我的长篇小说都是因内容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结构，也就是不一样的叙事策略。比如《伪满洲国》写十四年的历史，采用编年体结构，因为这部作品人物众多，编年体的好处是人物可以断章似的出现；而写《额尔古纳河右岸》，我用了一个老女人一天中的自述来讲述鄂温克这支部落近百年的历史；《白雪乌鸦》因为写的是百年前的哈尔滨大鼠疫，所以我用“进行式”，力图把读者带入那个情境中。《群山之巅》描写的是当下生活，每个人物都有要叙述的过往，所以采取的是倒叙方式，就是每个章节都有回忆，这样历史的纵深感就天然地融入当下生活的肌理之中。
读书报：“后记”中你提到写作《群山之巅》两年中曾因颈椎问题引发眩晕而两度中断，除了健康原因，就写作本身而言这个新长篇的写作困难吗？
迟子建：这部长篇遇到的最大困难是如何处理李素贞、唐眉这样的女性。她们身上的“罪”，是法律认定的罪更重要，还是自我发现的罪更重要？我显然更看重后者，因为自我发现的罪，也就是忏悔，有着未泯的人性之光。
读书报：龙盏镇上不乏英雄，有的像辛开溜这样被怀疑和揶揄，有的像安大营那样被刻意遮蔽成为英雄的真相，也有像绣娘这样活在普通人中却有不平凡之处，书中人物哪一位称得上你心目中的英雄？
迟子建：其实每个人在不同的角度都可以称作英雄。辛开溜忍辱负重一生，写他最后的顽强呼吸时，我的眼前闪现的是英雄的影子。李素贞因对丈夫的意外身亡心怀愧疚，要为丈夫赎罪，从此在火葬场给死者理容只收取一半费用，从某种意义来说，这种行为也比较英雄。甚至老魏这样的龙盏镇异人，追求新生事物，向单四嫂求婚后，因为步行回龙盏镇，从自然界获得启示，这样的人不可能真正钟情于哪个女人，所以他跟单四嫂坦白不能娶她了，这也很勇敢。
读书报：还有一点也令我有感触，龙盏镇上的很多人物身上都隐含着世俗意义上好人和坏人的双重特质，也许在现实面前，一个人选择做好人还是做坏人是相当偶然或者两难的事？
迟子建：我非常喜欢托尔斯泰和雨果的作品，是因为他们都写了大时代中复杂的人。天堂与地狱，好人与坏人，也许就是一步之遥。在这一步之遥中，一个人物思想的裂变，永远是小说家应该关注的。
读书报：你在“后记”中也说过，书中很多人物都是有来历的，人物原型及其经历用在小说中要面临取舍，想必这当中不乏别具深意之处，比如绣娘这个人物，比如安雪儿，特别是战后遗留在华的秋山爱子母子那条线，能说说这些人物的来历和玄机吗？
迟子建：十五年前写作《伪满洲国》，我读了大量史料。比如东北光复后，没有被遣返的日本女人大都嫁给了中国人。而很多男性日本战俘被押解到苏联，修筑铁路，客死异乡。所以秋山爱子和她日本丈夫的遭遇是有史实依据的。太一郎之死和秋山爱子遭中国人强奸，都是人性的悲剧，也是战争的悲剧。在《群山之巅》中，我刻意把秋山爱子埋藏在“幕后”，她其实一直通过辛开溜，通过那册毛边纸画册，活在龙盏镇。她最终去西伯利亚寻日本丈夫也是合情合理的。秋山爱子事实上有过三个男人，日本人，中国人，苏联人。这个女人身上承载的战争苦难，可想而知。所以写到她的儿子季莫廖夫来龙盏镇寻辛七杂，认他这个中国哥哥，我有一种流泪的感觉。
读书报：经济的发展、城市化进程对乡村和传统生活方式的侵袭是现实的无奈，书中龙盏镇镇长唐汉成担心矿藏被开采会毁了当地美丽的自然风光，这种对经济发展、物欲膨胀引致远离尘嚣的偏远小镇也被波及的担忧也是你的忧虑吧？
迟子建：开发是没有错的，但攫取式的开发令人遗憾。唐镇长这个人物隐含的不是我个人的忧思，而是这个时代大多数人的忧思。
读书报：书名叫《群山之巅》，书中写的多是卑微的小人物，这个书名寓意何在？
迟子建：首先，从地理位置来看，这个小镇处于群山之巅，还有，这样的意象与我的文学理想契合，就是我说过的，小人物身上也有巍峨。
读书报：死囚器官移植、军队腐败、大学寝室投毒、虚构英模事迹……这么多近年来的社会新闻在你的一部作品中有所对应是不多见的，这样直面现实的写作能视为你在写作上的某种变化吗？
迟子建：在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主体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成为世外桃源，罪恶一样抵达鸟语花香之地。作为作家，关注时代和社会生活，写它的病，是希望它健康。
读书报：如今是小说家的好时代，中国的社会现实丰富、多元、张力十足又不乏戏剧性、荒诞感，可是这样的外部世界也是对小说家的一种压力吧，现实那么精彩，小说家如何超越现实？
迟子建：小说家既不能坐井观天，也不要被现实生活的汪洋大潮所裹挟。小说家既要保持自己对现实的洞察力和勇气，更要保持艺术上的自由和独立，这样才能超越现实。
读书报：采访过你几次，都谈到写完一部作品特别是长篇之后的那种纾解、释放，这似乎是目前写作之于你的重要意义之一——对题材带来的心结进行释放，对自己有所交待。
迟子建：写完《群山之巅》，我去香港科技大学做驻校作家。北国正是冬天，可香港还鸟语花香。因为寓所临海，几乎每天晚上我都要去海边散步。我曾想在如此环境中完成一个短篇，可是只开了个头就觉得疲累。《群山之巅》带给我的疲劳还没消除。作家是需要养气的，尤其是长篇之后。所以那期间我尽情享受南国暖阳，我知道未来的风雪还等着我。
读书报：你在《群山之巅》“后记”和此前北京图书订货会的活动现场都提到了你的50岁，认为这是个意义非凡的年纪，对于写作来说，你的50岁意味着什么？
迟子建：我真的是在无知无觉中写了三十年，用笔把自己送到半百之人的行列。对于一个女人来说，50岁肯定不是黄金年华了，但它却是写作的黄金年华。因为你有了人生更多的历练，有了更丰富的艺术积累。
读书报：你是位在题材上和风格上十分连贯、一致的作家，成长环境和地域文化给了你充分的文学滋养，你写东北就如马尔克斯笔下的马孔多、莫言的高密、贾平凹的商州……你怎么看作家与其地域背景的关联？
迟子建：作家和地域的关系，仿佛心脏和躯壳的关系。躯壳可以是死寂的，可有了心（一个作家的灵魂），这具躯壳就活了，有了光彩。想把身处的地域环境用文字照亮，还是要靠作家的艺术之心，或曰诗心。没有诗心，徒劳地描摹地域风情，是空洞无物的。
读书报：说到来自东北的女作家，萧红是不能忽略的存在，能说说这位文学前辈、东北老乡的作品带给你怎样的感受吗？看了去年那部萧红传记电影《黄金时代》吗？有何观感？
迟子建：直到不久前我才看了《黄金时代》，许鞍华能把作家传记片拍到这个程度已属不易。因为演绎作家，等于拿心灵开刀，是吃力的事情。但她采用的这种形式，多线头的讲述，有点散漫。萧红在别人的讲述中，有被消解和误读的危险。我喜欢萧红的作品，她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丰碑式的作家。尤其是她的《呼兰河传》，是她文学的绝唱，也是我们文学宝库中的经典。（本报记者 丁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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