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给舍弟写过序

    一次聚会上，三晋出版社的张继红先生说，他最近策划了一本好书，叫《秦晋之好》，重在梳理两省之间的文化交往。我听了，也说好，继红趁势说，那就请韩先生写篇序如何。话赶话，赶到这个份上，不答应不行了，只好应承下来。他没有留意到，我当时的脸色是如何的尴尬。

    过后不久，作者韩振远将电子文本转来，看了，确实不错。

    不说文笔了，知识层面上，就让我大开眼界。

    一河中分，两省共有着一个黄土高原，这个高原的黄土，究竟有多厚，寻常人怕难以给出答案。多半以为，不过是山石底子，上面敷着一层厚厚的黄土而已。真要这样，那倒好了。且看科学家们是怎样揭开这层面纱的。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批知识分子来到陕西洛川一个叫黑木沟的断崖下，像当年华北平原上的农民对付日本人一样，挖出一条长达数百米的地道，直通黄土高坡的腹里。上面是五六十米厚的土层。这些人天天守候在里面，终于等到高原上下了场难得一见的大雨。黑暗潮湿的土洞里，这些人眼睛不眨地紧盯了整整两天。终于，他们发现，洞顶上渗下水了。也就是说，只需两天，降落在黄土表层的雨水就能渗透五六十米的土层。这说明，黄土里留不住水，简直就是漏水。也说明为什么晋北、陕北的黄土地上，生长着稀疏枯黄的老头树，为什么这片土地上长不成枝繁叶茂的高大乔木。

    现在这个土洞，就在洛川黄土地质公园里。

    晋陕峡谷是由黄河冲刷而成，最经典的例证，莫过于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老先生的发现。1976年，史先生考察晋陕峡谷时，府谷旧县城临河一条长长的坡道引起了老先生注意。根据史先生的观察，这条坡道显然不是一次性建成，而是随着河水的下降，不断地往下延伸。当府谷县城初建时，取水的坡道不长，还感受不到困难。取水坡道一再向下延伸，取水就成了艰巨任务。后来府谷县城的迁徙，不能说与此无关。据此，史先生得出结论：显然是河水的下切，使河谷更为深邃。

    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许多。三年过去，《秦晋之好》已出版，厚厚一大册，我的序，赫然在列。

    回过头来，再说为什么接手写序时，我的脸上会闪过一丝尴尬的表情。

    这全是因为，此书的作者韩振远，小我十岁，是我的三弟。

    我家弟兄多，三弟和四弟居中，“文革”结束后，两人同一年考上大学。家庭出身不好，三弟初中毕业后，没资格上高中，在农村劳动了八年。这样的情形，在那个年代，不算稀罕。稀罕的是，这些年凭着自个的努力，写作上颇有斩获，先后获得郭沫若散文奖、赵树理文学奖，让我这个当兄长的，又是高兴又是惭愧。一个连小奖都得不上的兄长，给接连获奖的弟弟写序，纵然他人见谅，自家情何以堪。

    继红先生不这么看，觉得我是学历史的，也还薄有文名，为这样一部书写个序，最是合适。说此事时，在座的还有鲁顺民先生，朋友中，顺民是有名的快嘴，当即说了个典故，说是过去有个文人如何爱吹牛，别人夸他弟弟文章好，他立马说：“天下文章数三江，三江文章数我乡，我乡文章数舍弟，舍弟请我改文章。”这回写了序，往后再有人夸振远的文章如何，我也可以觍着老脸说：

    “山西文章数舍弟，我给舍弟写过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