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早迁离虎坊路

    我在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写了一篇小文《与昨天为邻》，开头就说：“我从一九八三年迁居到虎坊路来，已经十一年多，是我在一处住得最长的了。”接着我说到在这十一年间，经常“串胡同”，而这一带胡同有不少“昨天”的故事，这些故事的主人好像仍是我们熟悉的邻居，或交臂而过的路上行人似的。无甚胜义，聊天聊地，说今道古罢了。

    到一九九八年，我搬家离开了整整住满十五年的虎坊路，从此就很少有在宣南“串胡同”的机缘了。

    为了纪念那一段难忘的小小经历，我把这篇旧文收进一个新的随笔集子。样书寄到，装帧是属于“可以把玩”的那一档，自然很高兴，随手翻看，一眼看到这篇，“我从一九八三年迁居到虎坊路来，已经二三十年……”一下怔了，怎么回事？

    如果虎坊路的老邻居看到，这个邵某不是早就搬走了吗！？干嘛说瞎话？

    算一算，从一九八三年，一住二三十年，那下限可就到二○一三年了。我恰恰已迁走了十五六年，管户籍的“片儿警”可以为证。

    但这小事一桩，不涉“追逃”，也不涉伪造住址或虚报立户，值得“有困难找警察”吗？

    没困难，没什么难解的。是责编随手一挥，就把“十一年多”改成了“二三十年”，他的算术不错，只是以意为之，想象我还在旧居住着。或是为了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吧，让读者以为此篇不是炒冷饭，是这两年写的新作。怪不得编者把全书每篇篇末的写作年月都删去了，不然算术及格的读者会问，一九八三到一九九四有二三十年吗？

    我国的编辑，有从老革命根据地—老解放区一脉相承的传统，就是对工农通讯员以至所有投稿者进行写作辅导。许多资深编辑家，都有给作者（例如从工农通讯员成为名作家的陈登科，以至《林海雪原》作者曲波等）改错别字，改稿子，以至代为重写等事迹。编辑出于各样的好心，来改动经手的稿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总希望再耐心些，细心些，落笔以前更多想想作者为什么这样写才好。

    附记：此文写完未发，见到陈四益评介老延安、老杂文家曾彦修《平生六记》时捎带说起的，曾老若干年前在给陈所编周刊写稿时，注明改一个字也要商量。这恐怕是一个理想境界。然老人曾是人民出版社的社长、总编辑，早年还曾是《南方日报》总编辑，老报人，又是老出版家，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底气十足，我辈一般投稿者焉能亦步亦趋呢？

    但希望处理我们稿件的责编手下留情，动笔改动前多想想，总是可以的。比如前述这本拙作里，在发现我被发落回原址居住后，随手一翻，又看到我电子文本中的“纷至沓来”变成了“踏至纷来”，“取舍”也变成“舍取”……似乎轮到我向她（或他）推荐汉语小词典了。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