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十八世纪中国处在“现代化中”呢？对此我曾借鉴了一些西方学者的“理论”，首先是法国学者年鉴派大家布罗代尔，他提出，当时世界上存在几个罕见的“共时现象”：第一，表现于人口增长（我们现在发现，不应把它视为纯粹的社会现象）；第二，表现在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在“加强政府”（这明显的是一个政治因素）。而在我看来，当日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努力，较欧洲更是不遑多让。可惜的是，当时西方的做法，都被认为是现代化的表现，而中国，对不起，依然被认为是“封建专制”。另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借助美国社会学大腕斯科特，特别是他的《国家的视角》。过去，我对这点强调得不够（特别是在《乾隆十三年》中）。在一次采访中我曾经说，《国家的视角》这本书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从二十世纪说起，强大的国家干了多少愚蠢的工程。其实真正的用意，是讲二十世纪以前两百年，世界历史就开始出现了这个苗头，是一段大历史，一种历史观。我也通过在美国的弟子，帮我印证了他的这个想法。
(详见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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