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我们这一届》集体回望带来了什么？

    ■本报记者舒晋瑜

    緣起：为着自由而无用的灵魂

    作为《1980我们这一届》的出版负责人，团结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梁光玉本人也没想到，一本看上去“自娱自乐”的纪念文集，得到圈内圈外的社会认同。

    如果仅仅是纪念，可能也只能作为这个班集体的收藏。但是不止于此。

    这一个班级的若干特点，是独有的。“8011，是一个比较奇特的集体。这个班的文科状元比较多。有人拿北大和复旦作比较，认为北大同学时代感强，复旦同学不太入世，更注重精神层面，有人文情怀，恃才傲物。”也因此，他们重友情，这个集体联系得非常紧密。毕业不久，北京的同学油印出了一本《昏庸集》，毕业10周年、15周年、20周年，都非常隆重地举行纪念活动。他们不仅保留了文人的名士风范，还保留了浓厚的同学友情。他们甚至成立了毕业30周年“筹委会”，他们班级的“总秘书长”、《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宏伟担任“筹委会”主任。在毕业30周年的时候，筹委会多次围绕他们的活动主题商议，一是同学聚会，二是出一本书，三是搞一台晚会。

    “毕业15周年聚会时，我还在工人出版社，征文稿发出去后，只收到五六篇来稿。但是30周年，全班92名同学，有81位写了文章。之所以有这么高的效率，是因为组织架构完善。我们成立了晚会组、出版组，各地的同学联手推进活动进展。”梁光玉现在回忆起来，也仍然觉得感动。如果不是友情的互相鼓励与温暖，大家不会这么齐心协力，不会有这么高质量、高品质的内容。

    三十年时光荏苒，多少经历，多少变故，每个人提起笔来，都会有万般感慨。梁光玉在动笔之前，也曾经陷入思考的迷茫，写什么？怎么写？这个古老的问题横亘在他的脑海，相信也曾令全班多数同学几番困惑。

    出版组的同学不厌其烦地督促下，绝大多数同学认真写了。距离搞活动还有一个月，各种问题却突显出来。一是书稿原计划在上海出版，但是编排方式很多同学不满意，有的一人多篇，有的是别人的采访记；二，编选体例用词牌名排序，虽有诗意却显得牵强。筹委会经过商议，拿出两个方案，一是更换出版社，决定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保证体例统一，每人一篇；二是按学号排名，朴实并有纪念意义。

    《1980我们这一届》全书81篇纪实散文，编织成了一个奇异而颇具震撼力的景观，文体各异，文采各异，人生轨迹各异，个性与内容也是光怪陆离——有酒有诗，有爱有怕，有情有义；或昏或颠，或狂或狷，或妖或仙，堪称是有关1980年代的最性情、最真实、最个人、最文艺同时也最富时代感的文字。

    梁光玉说，这本书可视为复旦中文系80级同学的个人心灵史，也是别开生面地反映中国社会30年变革的社会发展心理史，一曲雄浑震撼的真正的“青春之歌”，从中可窥见1980年代文化和精神的些许真相。他们的成长客观反映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氛围。他们4年的大学生活，正是读书的年代，人文气息浓厚，人与人的交往是非功利的，有理想主义的追求，“后青春时代”挥洒得淋漓尽致。他们自嘲为

    “自由而无用”的一波。对一些人来说，也许他们一生最为辉煌的事情，便是当年考上复旦大学。

    出炉：将回忆的珍珠串起来

    该书序言作者、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财经节目中心主任蔡万麟回忆，当年在复旦读书时，每每外出上街，同学们总爱在胸前别上白底红字的复旦大学校徽，迎着路人羡慕的目光，昂首前行，非常自豪。当时社会尊重知识、崇尚文化的氛围，令他们至今感怀不已。“同学少年，激扬文字，不向成功学献媚”的他们曾自嘲“昏庸”；毕业30年，经历时代巨变、沧海桑田，在受益于巨变的同时，他们也屡感活得有些“晕头转向”。

    1980级大学生是我国恢复高考后的第四届大学生，前三届多为知青。80届是“站在‘历史的断层’上”的一届。“我们不像学长们饱经苦难，对苦难懂一些；我们像是代表沉重的学兄们，为特殊年代的传统做了最后一个年度的挣扎。紧随我们的学生就很不同，个个新锐，敢于胡来。”蔡万麟说。

    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精神密码：8011，即，复旦大学中文系80级的班级代码。据一位作者回忆，当年，“8011”众学子视朱光潜、李泽厚等大师为偶像，“追求真善美，对不真不善不美也容易生气”。毕业后，面对市场经济的大潮，他们也曾彷徨，

    不少人后来从事的工作与文学再无交集。然而，虽然人生之路各异，但有一点相同：对真善美的坚守和保持原则。

    “冥冥之中就是有一种力量在修正着你的行为，这足以说明在复旦大学这短短4年时间，在我的人生中是多么重要。”作者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辑曹怡波写道。“这慢慢养成了我的为人准则和工作习惯——不跟人，不跟风，不吹牛，不拍马，不属于任何一派，做好自己本职工作就好。”作者之一，曾供职于政府、媒体，现任世界华人收藏家大会组委会秘书长的陈志强也说。“30年来，我在工作上尽职尽责，一步一个脚印往前走，坚守着清贫与平淡。”作者之一，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人事局局长古小玉说。

    在中国数字文化集团党委书记刘中军看来，正是共同的文化基因，使得“8011”这个集体始终拥有强烈的凝聚力。

    《文汇读书周报》原主编刘绪源认为，这本来自复旦一个班级同学的30年回忆，但因写得认真，编得也认真，人多（九十几位同学组得八十余篇稿），覆盖面广，所以我们从中读出了整整一代人的成长史。当年的自负和自悲，青春期的寂寞和孤独，离

    校后的努力和迷茫，中年的忙碌、勤奋或颓唐，这里都有真实的体现，哪怕王顾左右也能透出内心的真相。而时代的迅急变化，与大家的人生轨迹息息相关，更能发人深想。这是一本有价值的史料书。

    梁光玉不止一次地通读书中每一篇文章，每一次都被深深地打动。“这是一部真性情写作的心灵史。四年大学生活匆匆忙忙，少不更事，相互之间没有太多了解。经历30年的沉淀之后，通过他们的文章，我们互相走近，了解同学们的性情，了解他们的生活，是真诚的、全方位的、没有任何隐瞒的互相了解。有的同学经历了很多挫折，心灰意冷，这时候集体的温暖使她得到心灵的慰籍。”大家用心写作，完全是真情流露。对于班级来讲是纪念性的，投入到社会，是过去30年的回望，某种意义上反映了80年代的文化氛围和文化建设。

    书出版了，厚厚的一册，定价也别出心裁，因为同学们多数是1962年出生，因此定为62.00元。

    影响：由内而外的辐射

    《1980，我们这一届》出版，团结出版社采取当当网全球独家销售的营销方案，两个月卖了近一千册。对于一本相对小众的图书，已经远远超出预期的目标了。

    11月初，《1980我们这一届》媒体见面会暨签售活动在上海书

    城举行。本书部分作者集体亮相，在热烈的气氛中与媒体及读者互动，回望1980年代的青春岁月，分享时代和个人命运所给予的启示。

    11月中旬，《1980我们这一届》媒体见面会暨签售活动在北京图书大厦举行。现场云集了众多热心的读者，当然更有不辞辛苦赶来助阵的复旦学子。

    这是一场文化的聚会，思想的聚会，情感的聚会。

    “大仲马说过，历史是钉子，用来挂我的文学。对8011的同学来说，写作这本书，是用历史这个钉子挂起自己最温暖、最美好的人生故事，他们捡拾起记忆深处一个个最真诚、最难忘的碎片，怀着对历史、对人生、对社会深深的感恩和敬畏。读者将会在这本书中，看到一群曾经年轻过，打拼过，被岁月洗礼，被社会锤炼的年轻学子，在知天命之年，以自由而严谨、真诚而脱俗的心灵，将他们对自己人生的反省，对生命的感悟，对未来的美好期待、对同学友情的珍视，从心灵中最高贵、最隐秘的地方取出来与读者分享！”梁光玉充满激情的演讲，感动了在场的每一个人。《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妇女报》等众多媒体纷纷报道，各大网站

    争相转载，《1980我们这一届》的声势浩大了！

    但是，她所带来的思考是长远的，她的声势也不是偶然的。正如蔡万麟在开篇代序的文章《老而弥妖》中的感慨：“大学期间遭逢时代的文学热、美学潮，感觉是代表全国人民在深造，我们的使命感油然而生，激励着我们去关注古今中外美的历程……不巧的是，走出复旦园，一个文学时代悄然终结了……我们的幸运是和伟大的时代一同进步，不幸则在于终有一些错位。”他说：“准确地说，我们是1984届的学生。但为了纪念那个充满文学、美学理想的1980年代，书名里强调了‘1980’。”

    这是一个时代的档案。从社会学的视角解读《1980我们这一届》，或许能收获更多启示。80年代第一批大学生，来自五湖四海的81位同学，讲述着30年来不同的人生故事，展露着既相异又相近的心理轨迹，分布于世界各地数十座城市，涉及数十种职业和领域，加上特殊的时代背景，决定了这部书本身就是一批社会学的绝好样本。

    “半个甲子，一个时代，通过他们的集体回望，书中传递了一种可贵的自省精神，让我们看到了更加真实、也更加质朴的一群普通读书人，生命历程中所折射的理性光芒和精神特质。”梁光玉说，他很喜欢博尔赫斯的名言“光明的文字划过黑暗，比流星更为神奇”，这正是《1980我们这一届》非凡出版价值所在。

    出版：以普通人见证大历史

    团结出版社出版《1980我们这一届》这样一本融汇激情诗意与智性沉思的纪实文集，也标志着团结出版社对出版精品图书的不懈追求。

    “这本书的出版也契合了团结出版社的特色。”梁光玉说，团结出版社过去一向是以人物传记为特色，近几年出版内涵和处延都进一步扩展。他们除了纸质出版外，开发多媒体平台，开通了人物传记音视网，整个团队以“打造全球华语传记音视库”作为网站奋斗的目标；在传记出版上，梁光玉的主张是，大人物的传记固然可歌可泣，光耀历史，大时代背景下的普通人，草根人物的人生历程也折射了时代的光影，有其独特的价值。所以，团结出版社一方面立足名人传记的优势，同时注重草根人物传记，为普通人立传。而《1980我们这一届》，就是典型的“小人物传记”。他们个人成长历程“复印”着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文化破冰、社会发展的重要进程；他们的个体人生轨迹反映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巨变、社会转型的宏阔脉络。而他们所在的复旦大学正是1980年代思想解放、开风气之先的文化重镇，涌现出卢新华《伤痕》等一系列具有标志意义的文化符号。《1980我们这一届》所收录文章将碎片化的个人记忆整合成一代人的时代记忆，勾勒出一幅中国社会的宏观图景。

    已在出版领域耕耘30年的梁光玉，仍保持着复旦学子鲜明的精神气质，他说，《1980我们这一届》的整个出版曲折但很快乐，这本书也能够算的上是“拿得出手”的好书，享受工作的过程，编辑拿得出手的好书，这也是梁光玉一贯的出版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