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村的路：行走中的路

    《孙村的路：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从婚姻、宗教信仰、生计模式、仪式祭祀、乡村公益、乡村政治等角度出发，在个人、区域、权力、社会网络、国家等概念背景下，用翔实的第一手资料跨时空地将故乡孙村民众的生存实态与生存智慧展现在读者面前。

    作者首先在前言中开宗明义地阐释了“路”的四层含义：

①地方社会与宏观历史之间的互嵌；②底层社会在“小生境”下的努力；③人鬼神并用的权力建构方式；④农村社会整合的别种途径。而这四点又可以归纳总结为一点，即后工业时代的乡村文化逻辑。

    其后，作者在这一问题意识基础上，以层进的个人与个人、个人与社会、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建构方式为行文逻辑，用四章笔墨阐释了如下几个问题：

    第一、嫁汉穿衣？——乡土社会空间的形成机制。

    我曾无意中结识了一群从事美容美体行业的年轻女孩子，大多18岁到24岁不等，她们来自广东的周边省市，如湖南、广西等地，发现其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她们只是到大城市里打工一段时间，学会一门手艺，之后由家乡的家长介绍相亲对象，双方中意后即回乡结婚，另外创业或者在家乡继续从事同一职业，很少有例外。对此现象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而吴教授在书中的分析替我解决了这一疑问。

    他在与水利圈、市场圈、祭祀圈、礼物交换等既往理论进行对话的基础上，详细介绍了孙村的婚姻缔结过程，从婚姻媒介、经济要素、计生政策、结婚仪式等角度分析了影响通婚圈形成的要素、通婚圈及姻亲圈的范围，发现，孙村姻亲关系进一步朝向实用化、工具化方向发展的趋势与计划生育政策及村民经济活动的非农化和异地化而导致的大家庭生命周期急剧缩短、家庭及婚姻传统的核心价值淡化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而这也就促使乡村婚姻道路呈现“越走越近”的表象，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联结更加功利化。

    第二、鬼神当家？——乡村社区秩序的建设机制。

    作者回顾了武雅士、EmilyM.Ahern、王斯福等有关中国民间宗教政治意识形态的言说以及乔健先生的“底边阶层”概念，探讨神、鬼、祖先之内涵，描述与分析童乩的性别变化及灵力变迁、元宵仪式中的人神互动、底层使马人向牵马人变化等真实故事，认为，在“后革命时代”的中国大陆乡村社区里，作为社区成员的人鬼神处于共时态互动的生动场景中，共时态社区的视角使得我们可以更清楚地观察到民间宗教在构建社区生活时的社会功能以及“后革命时代”大陆汉人社区的民间宗教在实践中对“新传统”的再创造。

    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特点就在于以“鬼神”为切入点，展示底层社会的生存状况、社会结构。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不同的社会结构也会促使人们生发不同的生存智慧，从而呈现不同的生存状态。在我的家乡，巫婆神汉本身就没有多大市场，到现在更是销声匿迹，原因之一就在于社会结构的不同，人们的日常生活更多依靠的是政府的政策和自身掌有的人脉关系，那里没有鬼神的沃土。从这一角度来讲，作者实际上也从某个侧面提醒我们透过表面现象看社会实质的重要性以及对比研究的必要性，更让读者意识到政治环境带动文化的生产，文化的生产影响政治秩序的建立，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联结方式多样化。

    第三、权力何来？——社会与国家互动的文化网络。

    作者指出，吉登斯的“国家裂变性”与黄仁宇的“家庭团结构成乡村基层组织”之说法强调的是国家政权扩大其在乡村的延伸和增长时所遇到的技术阻碍；费孝通和杜赞奇则倾向于把乡村视为自治实体，分别从乡村社会发挥的“教化性权力”、“权力的文化网络”两个角度出发分析国家与社会的关系；黄宗智强调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其实是西方经验的理想构造；邹谠强调扩大国家功能的“正当性”与“正义性”。在对如上学说进行回顾、分析和借鉴的基础上，作者通过对孙村公益活动，特别是筑路行为表现出来的民间权威授权来源及其力量变迁的描述与分析，向读者清晰地呈现了政治、神权、威信、民意、经济利益等要素共同构成的地方社会权力的文化网络。同时，作者并没有仅仅停留在描述文化网络的阶段，他还在国家与社会这一关系格局下，详细分析了如上各种因素是如何被取舍并相互作用的。

    第四、空心乡村？——“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作者回顾了一些主流的乡村生计模式分析理论，如“男耕女织”与“男商女耕”，以及这些生计模式的形成基础：亲缘关系、地缘关系和业缘关系，并在对孙村打金业的“边缘社会”“逆袭”过程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指出孙村作为“界外”社会能够成为新兴行业的佼佼者并制胜大都市的原因在于，乡土社会资源与“同乡同业”经济的相互激活，由此提出一个“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的案例，向读者生动地展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复杂性。

    在邻国日本，人们通常称呼除东京、京都和大阪以外的地方为“乡下”，年轻人纷纷涌入大都市，很多“乡下”留下的都是老人、女人和孩子，由此产生了“孤独死”和“喂喂”诈骗电话等社会问题。我的家乡也存在着青壮年外出拼搏，只留下老人耕田种地和照顾孩子的情况。孙村的案例则证明了“离土离乡的经济活动并没有导致乡土空心化或本土社会文化资源的丧失”，相反的，这种现代经济活动反而促进了本土社会文化资源的活性化及延续。

    本书另外一个精彩之处在于全文的附录。在最后占全书三分之一比重的附录中，作者分别从民生日用、疾病、宗教、水利、教育、代表性人物、社会变革（土改、度荒、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文革）等角度，用父亲自己的语言系统地记述了父亲一生的所见所闻。通过这一部分，读者可以获取大量的时代信息。

    读过全书后再重读序，孙村的情况以及作者的写作思路及思考便立体地呈现于眼前。他的研究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个灵活鲜动的东南沿海乡村研究个案，更重要的是，让我们听到了“乡村空心化”以外的声音，发现了乡村社会的别种整合机制。书中的亮点还将吸引亲属制度研究者、农村问题研究者、民间信仰研究者、性别问题研究者、边缘群体研究者、礼制问题研究者等多种学科学者的瞩目。

    孙村的路，是行走中的路。希望今后能够看到更多村落道路，使我们可以更深刻、更全面地认识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面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