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到,不但小说中的那个“本我”恢复了人的自然本性,而且那个“不无表演设计的今我”也摘下了面具,拆掉了枷锁。
在各种文体实验不断涌现、长篇小说在写法上也不断花样翻新的当下,王蒙长篇小说《闷与狂》仍然以“反小说”的话语方式和结构,再次出人意料地刺激了读者似乎不再敏感的阅读神经。不过,无论说它是年届耄耋的青春逆袭,还是说它是癫狂的体验与宣泻,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其潜隐其间的写作动因、背后的审美机制,与当下的文化语境和文学现场构成了怎样的关系。在我看来,这是冲决语境禁锢并对传统自我进行反动的一次审美演绎,是通过一种狂放的形式,通往话语的解放,再以此导向传统理性主体的流放,继之达到多重自我的开放,终至实现内在潜能的释放。
他深感“你生活在一个语言的网子里,你感到了暴力语言的割体之痛”。话语即权力,小说意图从话语权力的诱惑中超脱出来,使话语在最高程度上恢复其自由的和审美的性能,冲破作为暴力的“语言的网子”,进而实现话语的解放。
奔放的话语流程既使当年的“我”成为小说真正的主角,也使现在的“我”成为一个潜在的对话者,甚至像窥视者一样睁大眼睛跟踪着观察对象的一举一动。在小说中,关于成长、青春及革命话语也同样如此,它们的理性主体处于变动不居的“进行时”。
话语的解放建立在解构传统主体性的立场上,也是基于对传统意义上的“自我”的彻底怀疑。正如福柯所强调的,人的自我是被发明出来的,而不是被发现出来的。惟其如此,小说中的每个自我主体之间构成了对话关系。真正的对话只是发生在自我内部,真正的矛盾也发生在自我内部。
小说有番意味深长的感慨:“人生似乎不是一次赏心悦目的寻求”,也许只是“一次注定了会一败涂地的抗争”。也许带有目的性的心想事成反而使人归于虚无,而一败涂地的抗争却因自身的价值而被赋予了永恒的意义。抗争的目的不是以新的话语霸权取代旧的话语霸权,也不是以新的主体改造旧的主体,而是为了从这种抗争中获得抗争自身的价值,即为了实现潜能的释放。——王蒙此前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未能释放那些“闷”所积聚起来的强大的潜能。
我们看到,不但小说中的那个“本我”恢复了人的自然本性,而且那个“不无表演设计的今我”也摘下了面具,拆掉了枷锁。小说在写到一举成名和被陷害,写到反思与批判的时候,甚至常常在“我”、“你”、“他”之间进行人称的转换,这也正是为了从不同的层面和侧面逼近人生的真相。不但感性的主体获得了充分独立的叙述权力,而且与理性的主体之间发生着平等自由的对话。本我的潜能、自我的潜能与超我的潜能都在不同的层面上得以释放。
小说字里行间自然而然流露出的这些似乎不是评价的评价较之于当年的“季节系列”,较之于《王蒙自传》,发生了许多本质的转型。在这里,那种“大块文章”的豪迈,那种宏大叙事的气势,难觅踪影。恰恰在这种变化中,我们看到了历史更为复杂也更为本质的某些面相,也看到了传统的主体性被流放之后,话语自身产生的更有活力的思想火焰。在潜能释放之后,我们也看到了文学的无用之用乃为大用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