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中华读书报》

    做梦也没有想到，我和《中华读书报》会结缘如此之深，如此之久。据不完全统计（因为有两年资料缺失），自1997年5月1日我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张爱玲的三大遗憾》，到今年7月23日发表《草根学者吴小如》，17年间，我在《中华读书报》共发文49篇。以每篇平均1500字计算，共约70000余言，足可编成厚厚的一本《中华读书集》了。

    当《中华读书报》于1994年创刊时，我正在香港搜集香港小说史料，预备写一本《香港小说史》，以便向香港回归献上一份薄礼。从1993年进入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岭南学院等几个图书馆，便陷入了香港小说史料的重重包围之中。以致我八赴香港，才总算突围而出。在此期间，根本无暇旁骛，也就很少为报刊写小文章了。但这本《香港小说史》，倒成了我和《中华读书报》结缘的纽带。

    在我的49篇文章中，有16篇涉及香港，几占三分之一。其中，又有一半涉及张爱玲与金庸两大作家。张爱玲以港大复学之名离开上海后，根本不去找港大复学，而是一头扎进了美国驻港新闻处——美国颠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桥头堡。除了搜集情报、制造谣言之外，美新处还有一大“功绩”，便是成立所谓“亚洲基金会”，支持、资助反共反华作家炮制反共反华小说。找上门的张爱玲岂非最佳人选？于是有了暴露中共“土改”残酷以致酿成农民暴动的反共反华小说《秧歌》，以及暴露三反五反、点名骂陈毅的反共反华小说《赤地之恋》。因为这些小说皆由美元支持，而美元又有绿色背面，港人便戏称为“绿背小说”。我在《中华读书报》发的几篇谈张爱玲的文章，包括《胡兰成不值得吹捧》（1997.11.5），都有对“张爱玲神话”的嘲弄。因此，“张爱玲神话”的粉丝们对我大肆攻击，无形中反而抬高了我的身价。

    对金庸先生我一向十分崇敬，但对吹捧武侠小说的风气十分反感。严家炎先生提出“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学革命”之后，最早批评严先生过分之词的不是我，而是远在上海的何满子先生。我拔刀相助，发表了《〈铸剑〉〈断魂枪〉都是武侠小说吗？——向严家炎先生请教》（2000.8.23）一文，将争论引向了深入，也让何满子大大喘了一口气。是年春节前后，何满子主编《瞻顾文丛》（福建人民出版社），非要我提供一本不可（我遵命提供了《准“五讲三嘘集”》），也算是惺惺相惜吧。

    我的49篇文章的另一“亮点”应该是那篇《给“两个翅膀论”泼点冷水》（2002.10.30）。“两个翅膀论”是我鲁迅研究的大师兄范伯群先生的一大发明，名字很好听，很诱人，但内容却是攻击以“文学研究会”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学，而给“五四”批评的“鸳鸯蝴蝶派”（即“礼拜六派”）翻案并涂脂抹粉的。后来，中国现代文学馆请范兄与我当面辩论，二人各抒己见，开学者当面辩论之良好风气。

    如果说我的40多篇文章还有“亮点”，恐怕就是那篇《学术性的随笔，随笔化的学术》（1999.3.17）了。我并不反对写长篇论文，在高校和科研机构，没有长篇论文也是站不住脚的。我自己也写过《鲁迅与〈红楼梦〉》那样两三万字的长篇论文。我反对的是那种虚张声势、空洞无物、让人昏昏欲睡的长篇论文。对某些学术杂志越办越厚（似乎越厚越有水准），我也只能摇头长叹。因此，我想到了鲁迅先生生前曾经倡导的“学术随笔化”，认为还是应该传鲁迅之衣钵，改当下之文风。想不到这篇小文受到了福建教育出版社领导阙国虬先生和黄旭先生的青睐，他们邀请我主编一套“学术随笔自选丛书”。盛情难却，我选了吴小如、严家炎、谢冕、林非、杨义、王富仁、陈漱渝等人十二家，定名为“木梨书香·风雨文丛”，并请任继愈先生做了顾问。这是一次愉快的合作，也是我对学术随笔化一次小小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