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传》：帝王传记的典范之作

    清世宗雍正皇帝在位仅13年，但却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属于他的各类传奇不断流传。遗憾的是这类传奇，无论赞美还是批判，都距离历史上的雍正帝相差十万八千里。对其人和他的时代，即使是在专业领域，研究也比较薄弱。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一直致力于雍正研究，自1980年代就开始发表相关学术文章，并于1980年代中期出版《雍正传》。而现在这本《雍正传》是其最新修订版。相比初版，新版没有做观点性的大动，但有所增补，主要在继位之谜、奏折制度、社会政策、雍正性格与生活志趣等方面增加了若干章节，提供了更丰富的史料。总之，这是一本优秀的人物传记，也是一部研究雍正朝历史的学术力作。

    继位及相关问题

    胤禛如何继承皇位是清史研究的悬案，数十年来争论不休。篡位派坚持说，康熙属意其第十四子胤禵，后来被胤禛篡夺。本书作者则是坚持合法继承说的代表性学者。他在书中提到，康熙五十二年（皇太子胤礽二次被废以后），康熙选择继位人的标准有几条：防止皇子间结党竞争，继承人要做到诚孝，有才能。（《雍正传》第49页，下同）因为胤禛的谋取皇位非常隐蔽，不为乃父所知，加上对皇父十分孝顺，为自己积攒了大量政治资源。作者指出，要全面分析康熙对诸子的态度，只强调看中胤禵是不全面的，胤禛还有胤祉在康熙帝心目中以及朝政中比较特殊的地位，不应当忽视。既要充分注意到太子被废后多位皇子参与争夺储位的事实，又要看到康熙对某些皇子刻薄寡恩的事实，全面衡量，避免左袒，才有利于弄清真相，给予公正的评价（第50页）。

    雍正即位后，查抄江宁织造曹家本不是大事，但因为与曹雪芹和《红楼梦》的创作背景有密切关系，加之有的红学家强行把《红楼梦》与清代相关史事对号入座，坚持认为《红楼梦》影射历史，故此事备受关注。作者在书中用一章篇幅剖析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明确指出，雍正登基后，曹家和皇帝不再有亲密关系，期间出现了上供物品质量不佳引发雍正帝不满，而骚扰驿站则是抄家直接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雍正继位后，要清理财政，而曹家亏空撞到了皇帝施政的枪口上。加之曹頫自身能力有限，令雍正帝对其彻底失望。亏空是明显的犯罪行为，抄家不是政治迫害。（第157-177页）。作者明确指出：“关于雍正查抄江宁织造府的问题，不必抱有成见，一不要因为雍正抄家就有恶感，二不必因为是曹家就表同情”，“正确分析雍正及其时代，对于弄清这些问题，对于了解《红楼梦》创作的时代背景才是有意义的”（第176页）。

    继位后的施政

    胤禛继位改元雍正，面对康熙朝晚年的不少弊政，大刀阔斧进行变革，继位月余给户部下达全面清理钱粮的命令，随后大力清理亏空，对相关责任人坚决打击，抄家、罢官，对官员畏罪自杀的的加重处罚。同时，还推行了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康熙朝末年的官场风气有了明显好转。

    在政治制度上，雍正将奏折制度给予完善，使得办事效率大为提高，并使得君主牢牢掌握官僚队伍（奏折中要求官员互相评论）。同时建立军机处，军机处汇集各地官员奏折，呈报皇帝直接批复，再通过军机处下发，同时军机处负责拟订上谕，经皇帝认可下发，提高了办事效率和机密性。军机处的出现使得过去的议政处、内阁权力收入皇帝手中，满洲贵族也无法与皇权抗衡，真正做到了天下庶务总揽于一人之手，使得君权达到了中国君主时代的顶峰。这样的制度，在强有力君主执政时候，可以发挥积极作用，一旦君主素质下降，也会出现大量弊端。

    雍正推行摊丁入亩和除豁贱民。这两项制度放松了人身控制，解放了生产力，推动了社会进步。

    雍正在他十三年的统治中，励精图治，朝乾夕惕，拼命工作，几乎将全部精力都花费在处理政务上，堪称工作模范。朱批是雍正勤政最好的记录，在留下的奏章中，经常有“灯下所批，字迹可笑之极”、“时夜陋下二鼓，灯下随笔所书”、“又系灯下率笔，字迹更属可笑”之类的朱批。雍正八年大病一场后，雍正朱批奏折数量有所减少，但仍然洋溢着励精图治的精神（第428页）。

    传记写作常常会出现的问题是，作者会不自觉为传主辩护，特别是作者的理念与研究对象相近时，更加容易如此。本书却很好地摆脱这一点，虽然总体积极评价传主，但却不护短。

    雍正朝的弊政主要有：对宗室打击极为残酷，不念手足之情；制造文字狱，控制思想；在没有充分会商的情况下，仅靠小圈子的谋划就决定发动对准噶尔的战争，又因为自己调度失误，不但损兵折将，还损失了数千万两白银。

    雍正继位后严厉打击朋党，甚至牵连到数百年前的欧阳修，说他的君子有党小人无朋一说造成后代的朋党之风，因此如果欧阳修还活着，“朕必诛之，以正其惑世之罪”，决心可谓极大。但悲哀的是，在其执政后期，随着鄂尔泰在地方供职功绩卓著，入职军机处位于久历枢机的张廷玉之上，张廷玉虽主缄默，但也不甘心，造成了乾隆初期满汉官员各附一人，形成最大的朋党。雍正在执政末年，在自己眼皮底下，由于自己用人导致朋党萌芽，是历史对他的嘲弄（第407页）。

    雍正元年六月，曾要求内廷太监，凡有御座的地方，太监要以恭敬之心，疾走过去。同年八月，申明太监接待朝臣礼节：“诸王大臣官员进入大内，坐着的太监必须站立，正在行走的要让路，不许光头脱帽，也不许斜倚踞坐。”四年八月上谕总管太监，凡有亲属被地方官擒拿，行文到内务府，即按例发落，不必奏闻，一定按国法办事。无奈执政后期，太监仍出现骄恣的趋势。总管太监苏培盛与庄亲王允禄“并坐接谈”。一次苏培盛吃饭，见皇子弘历，弘昼到来，竟邀请他们并坐而食。以上两件事，充分反映出人治无论多么严密，如何事无巨细，都会走向自己的反面。

    急躁、残酷的性格

    作为专制君主，雍正有着明显急躁、残酷的性格。其朱批奏折中，经常出现大量辱骂语言，如“无耻之极”“卑贱小人”“不如畜生”“放狗屁”“该死的牲口”这些类似市侩无赖的语言，让人难以置信。虽然这些文字仅仅保留在奏折中，只有君臣两人看，没有公开刊印，但可想到，接到这样批示的大臣，是何等心情？试想如果臣子都是畜生，那作为君主的雍正又是什么呢？

    雍正性格残酷，雍正继位后对其兄弟们进行分化瓦解，采用不同手段，对废太子胤礽继续囚禁；对胤禵让其为康熙守灵，后圈禁；对胤禩、胤禟暂时笼络，青海平乱成功后，立刻“挥刀”向他们猛砍过去，罗织多项罪名，最后逼死了胤禩、胤禟。甚至对自己亲生儿子弘时同情政敌，都毫不留情，“以性情放纵，行事不谨”直接开除宗籍，断绝父子关系。

    侍讲钱名世，康熙三十八年中举人，与年羹尧南北乡试同年。雍正二年，年进京，钱曾赠诗。胤禵出兵进藏，康熙曾立一碑，钱氏认为年羹尧平定青海也应该立。年案发生，钱竟被列入年党。雍正认为钱名世是文人无耻钻营，亲写“名教罪人”匾额悬其门。并要求在京举人出身官员作诗讽刺他，并让钱自己收集，刊刻发给各地学校。（第102页）士不但可以杀，更加可以辱！专制制度之恶，莫此为甚。

    本书不足之处有两点。其一在于史料使用上。可能受制于修订本的指导思想，作者对第一历史档案馆整理刊印的雍正朝朱批奏折使用不多，这些是最原始的档案文献原件，而其他如《朱批谕旨》等因为需要公开发布，有些文字内容有所修饰。其二，对隆科多能否成为托孤忠臣，可以武力压制皇子，隔离康熙，杨启樵教授在《雍正篡位说驳难》一书开篇一文做了全新的、令人信服的研究，明确否定了这种判断，可惜本书没有利用这一最新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