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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读书报 2014年09月24日 星期三

    师从龚书铎先生读研记

    罗检秋 《 中华读书报 》( 2014年09月24日   21 版)

        龚书铎先生逝世两年多了,早想写篇追思文字,却一直因故未成。转眼又到新学年开始之时,多年前的从学片断又浮现在我眼前。我在1983年本科毕业时,没有考虑考研究生,去湘潭当了中学历史教师。到1985年冬,我终于鼓起勇气,报考了北京师大龚书铎教授的硕士研究生。

        初试成绩通过后,我于1986年5月来京复试。一个晴朗的上午,北师大林荫道上的白桦树被吹得哗哗作响,这是南方初夏很难见到的景色。加上这里空气干燥,南北气候的差异给我不小震动。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来到历史系办公室,首次见到了龚老师(那时我们称他“龚老师”,大约199?年以后,我随大家改称“龚先生”了)。复试时,龚老师问了我学习中国近代史的情况,看了哪些书,提的问题好像是清末立宪运动方面的。在座的其他老师也提了问题,具体内容记不清了。我一一作了回答,系办公室的老师要我们回去等消息,随后我就买火车票回湘了。

        是年9月入学后,我才知道龚老师担任历史系主任,工作非常忙。同学们告诉我,不可以随便去找老师的。后来,我发现老师也有办法指导学生,一是除他自己上课外,还安排系里的几位老师讲授专题,并请所外专家来讲课。二是要求我们每星期统一交读书笔记,将一周读书情况、心得汇报。有时候,他外出时间较长,就两三周交一次,回来后一一批阅。我曾想,那时龚老师批阅这些笔记得费去多少时间!

        我们这届研究生的专业方向是中国近代文化史,我在第一年读书泛杂,古今中外,全凭兴趣,偏重当代人的著述,很少看原始文献。至1987年9月27日,龚老师用红笔在我的笔记上写道:“要有专精,要接触搜集文献,为论文选题作准备,不能总是泛泛读书”。随后,我开始看一些近代学者、思想家的著述、文集。笔记中谈到读章太炎、梁启超、魏源等人著述的收获,并写下自己思考的问题,先生批曰:“这样读书好”。因为家乡情结,我曾想以“魏源与中外文化”作为论文方向,先生又批道:“北大王晓秋老师写过这方面文章,不易深入。”我在1987年10月3日的读书笔记中提到,墨学在近代复兴,梁启超等许多思想家很重视,是不是可作学位论文呢?先生批曰:“此问题可研究,但要下功夫,鸦片战前如汪中等人也研究墨学,要了解。”后来一两个月,我认真查阅了近代学者关于该论题的主要论著,并将阅读孙诒让《墨子间诂》附录的“墨子后语”上、下篇,梁启超《墨子学案》,在北图等处查阅栾调甫的《墨子研究论文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等书的情况写在笔记中。龚老师又在笔记中批下了“有写洪秀全与墨子思想的文章,可查阅参考”等语。

        我在读书笔记中提出了学位论文的思路和写作计划。龚老师在1988年1月10日批曰:“考虑的路子对,星期三下午四时找我。”那次与老师面谈之后,我就动手写作学位论文“论近代墨学的复兴”了。这在当时是一个不时髦,而且事倍功半的题目。其后,读书、写作之艰难有点出乎我的意料。比如,梁启超的《墨经校释》虽然不长,却读了多遍仍然似懂非懂。后来参阅几位当代学者的《墨子》注本,才算明白大意,也相信了近人所说《墨经》蕴含大量的科技知识。不过,近代有关墨学的论著还来不及一一细读,到1989年4月初,论文写出了初稿,许多地方自然是浮光掠影,疏漏不少。

        龚老师看完论文初稿后,给予了肯定,也提出了修改意见。那时大家都很忙,忙着弄论文、找工作及其他事。因学力有限,时间紧迫,我的论文也只能在文字上略作修改了。这时,龚老师跟我说,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文化史研究室主任刘志琴老师想进人。我闻言颇为犹豫,因为这年春天,我回长沙联系了两个工作,那里的生活环境和未来令我憧憬。龚老师没有明说什么,但言语之中暗示,我这人还能坐下读些书,写点东西,去做研究比较好。在龚老师的鼓励下,我选择了到近代史所做研究工作,远离了某些繁华和纷扰。回想那三年跟随龚老师读研,虽然见面次数不多,但确实学到了许多。

        随后,在龚老师和几位同事朋友的鼓励下,我将硕士论文修改为四篇文章发表,分别是《论近代墨学复兴及其原因》(载《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近代墨学复兴简论》(《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增刊),《近代墨学与西学》(《中州学刊》1991年第3期),《梁启超与近代墨学》(《近代史研究》1992年第3期)。在我初入学术殿堂时,龚老师是我的指路人。当年的研究虽有诸多不足,却凝聚了老师的许多心血。

        其实,龚老师给我的教益远不止这些。记得1988年他的第一本论文集《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出版后,送给我一本。我看到其中有写近代戏剧的文章,而历史系老师的“近代史专题”课上,也不时提到梅兰芳的京剧表演,故寻机请教近代戏剧的问题。他谈到几位京剧名旦时说,“梅兰芳是梅派,程砚秋是程派,两者风格不同”。至于有何不同,我不敢再问,当时也无心探究了。岁月如梭,到了21世纪初年,我因事回浏阳,偶遇城里新建的“欧阳予倩大剧院”,重新勾起了我对近代戏曲的一点兴趣。后来几年中,有时看看梅、程等人的影像、文字资料,发现其间不止是表演形式的差异,而且剧目内容也自成风格。人们常说,戏曲舞台与社会生活息息相通。芸芸众生并不像梅派戏的主角那样光鲜亮丽,绝大多数人还是程派戏那样苦乐交集,甚至苦海无边!随后,我侧重从精英思想和大众文化的关系考察近代京剧文化及相关礼俗,发表过几篇文章。它们成为拙著《文化新潮中的人伦礼俗》一书第五章的主干。

        庄子说人生如四季,人的命运虽然不同,都不免像草木一样春发冬枯。龚老师已经老成凋谢了,而他辛勤培育的满园桃李,有的已经枝繁叶茂,有的不断开花结果,有的正在茁壮成长。这或许可以告慰老师的在天之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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