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专业哲学家的方东美,一生从事教学和研究生涯达53年之久,其横跨中西的学术以及横跨中西的教学实践活动,以独特的面貌展现了一位爱国学人的情怀。今年是方东美先生诞辰115周年,特撰此小文以示纪念。
方东美于1919年成为“少年中国学会”的会员,那年他20岁,并以其超凡的文采和学养,被选任会刊《少年世界》主编,后又继王光祈、李大钊之后担任《少年中国》主编。在这两份刊物上,方东美发表了《柏格森之哲学》、《唯实主义的生之哲学》等文章,影响较大。1920年春,杜威来华,在南京的演讲会上,方东美被推举为“中国哲学代表”致辞欢迎,并向杜威介绍了“少中”的情况。在“少年中国学会”成立前后,五四运动风起云涌,方东美是南京学生运动的组织者之一,为发动学生运动而奔走忙碌。在1920年“少年中国会”第一届会议上就“政治活动问题”,方东美说:“我不赞成对现实政治全无反抗,故主张加入政界。但就事实说,旧政界内幕复杂。政治活动,局外人说什么监视,实则只是空谈。故我亦信旧政治除打破无二法。” 1920年元月,毛泽东正式加入“少中”,结识了当时中国最具理想的一群人,如王光祈、方东美以及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沈泽民、杨贤江、张闻天等。“少中”会友们欢聚一堂,高谈阔论,并纷纷劝说被称为“毛大哥”的毛泽东北上求学深造。1945年8月,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专程宴请了在重庆的“少中”会员。会面时,方东美以特有的桐城方音道:“这不是当年在南京时的毛大哥吗?”全场故人纷纷响应,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1925年,方东美与罗家伦、梁实秋等共同执教于东南大学,他不赞同罗家伦对于军阀政府的所谓抱负,并劝罗家伦要以柏拉图为前车之鉴。尽管方东美对于政治的态度表现“冷漠”,但对于爱国却表现出无限的热情。抗战前夕,方东美应邀于中央电台做八次《中国人生观》的广播演讲,呼吁以中国哲学精神振作力量,抵制外敌。他在讲演中说:“中国先哲曾遭遇民族的大难,总是要发挥伟大深厚的思想,培养广博沈雄的情绪,促我们振作精神,努力提高品德;他们抵死为我们推敲生命意义,确定生命价值,使我们在天壤间脚跟站立得住。”其意是希望以中华传统文化的伟大精神来鼓舞今日的全国青年,与日寇作生死搏斗。“七七”卢沟桥事件后,在庐山会议上,方东美就如何抗击日寇侵略,慷慨疾呼,力言民族精神和文化命脉之重要,半小时的讲话慷慨激昂,声泪俱下。
方先生在抗战胜利还都的南京中央大学礼堂的发言让在场的师生大大见识了一次。那时许多人都有“以胜利者回到沦陷区”的心理,譬如当时的南京有伪中央大学,上海也有伪中央大学,那些学校里的学生是有泪流不出。国民政府一批腐败无能的官员竟然张口闭口称“伪人民”、“伪学生”……方先生听了极其愤慨,怒斥到:“当撤退时,你无飞机、无轮船可坐、无火车可乘,所以才留下来,在沦陷区便深受日本人的蹂躏。我们在后方每逢遇到日本飞机袭来,我们并不悬念我们的安全。因为我们在后方,不管贵州也好,云南也好,都有安全的地洞可躲轰炸。表面看来好像很危险,其实我们却很安全。但是我们在防空洞里面所悬念的就是南京大屠杀以后,连带了在各沦陷区里面留下来的同胞在遭受日本人的蹂躏。所以我们怎么能忍心叫他们‘伪民’!他们在沦陷区里面为民族苦撑而忍受这一种灾难。天下只有伪政府、伪币制,哪有伪人民、伪学生的!”顿时整个中央大学的礼堂哭成了一团。
据说,在迁去台湾后,方东美一直以一种虔诚的独特方式释放其热爱故土的人生情感。他每天清晨起来的第一件事和晚上休息前的最后一件事是,以宁静的目光凝视一遍案头的一张满怀情感的地图上的某个位置,这里是淮河、这里是曾经流连的故乡!多年如一日的“凝视”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点。如今他去世已经三十多年了,他弥留之际要求将骨灰撒入金门海峡,既是一个“清清爽爽的结束”,又是聊慰自己对祖国大陆的深挚的怀念。随着岁月的流逝,他的哲学精神之树长青;在两岸文化交流日趋频繁的新形势下,他对祖国早日统一的情操何尝不是新的激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