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初有终，钜制晚成

    放在手边的，是一本部头不大的书，书名《访古学诗万里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作者是“山东大学《杜甫全集》校注组”。时值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杜甫全集校注》（以下简称《校注》）的工程——以工作量之巨言，这确实称得上一项古籍整理研究的“工程”——刚刚启动时，本着“不行万里途，不读万卷书，不可读杜诗”的要求，主编萧涤非教授带领校注组同人沿着杜甫的行踪进行实地考察，这本书就是考察笔记的集成。时间应是1980年的春天，萧先生一行到达唐都西安，访问了西北大学。笔者当时正在这所学校跟从傅庚生先生读研究生，因而有幸参加了主、客双方举行的座谈会。我们这辈人对萧先生心仪已久，他的《杜甫研究》（上册是对杜诗的综合分析，下册是杜诗选注）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就是我们本科阶段的必读书。他作为五位主编之一编著的极具权威性的“五教授本”《中国文学史》，更是我们的教材。终于有机会见到萧先生，发自心底的景仰之情更觉砰然而动。身材颀长、面容清癯的萧先生，着一套深蓝色中山装，一条紫红格子的围巾前后搭在肩头，温文尔雅中透出几分潇洒。萧先生开口讲话，便说：“来到西北大学，我们本没有资格谈论杜诗，因为这里是傅庚生先生所在的地方。”众所周知，萧先生和傅先生是五六十年代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两位杜甫研究专家，所以，在场的听者无不为萧先生的谦逊和真诚所感动。那时傅先生已经卧病，听说萧先生去医院看望了傅先生，不难想象，他们相见的情景一定很感人。时隔两年，1982年5月，西北大学主办了“中国唐代文学学会”成立大会，众望所归的萧先生被推为首任会长，作为学会顾问的傅先生也坐在轮椅上勉力出席了开幕式。又过了两年，1984年5月在河南巩县杜甫故里召开了《校注》样稿审定讨论会，我的另一位导师、作为中国唐代文学学会副会长的安旗先生应邀参加了巩县会议。其时，安旗先生正在酝酿带领我们做李白全集编年校注，她把会上印发的《校注》样稿（征求意见稿）特意寄给我，我如奉圭臬般地一字一句细细拜读，着重学习校注的体例与方法，真正称得上“受益匪浅”。这本并非公开出版的小册子，我一直珍藏至今。还值得回忆的一件事是，萧涤非先生于1933年完成的清华研究院毕业论文《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84年3月甫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新出版，正在萧先生身边读博士的友人李从军为我求得一册，萧先生亲笔题赠，署明“1984.5.6日于巩县”。这是我最珍贵的藏书之一，三十年来时时披阅，书脊处不得不用胶带粘固，萧先生手泽的蓝色墨迹也似乎变淡了。抚卷而思，不免感慨系之。

    萧涤非先生是1991年4月作古的。先生身后，《校注》的工程由其弟子张忠纲等继续推进，甚至先生的再传弟子也投入其中。经过三代人的努力，历时36年，煌煌12册、凡680万言，堪称鸿篇钜制的 《校注》终于呈现于世人面前，学界同人于浩慨之余，不禁陪着艰苦备尝的编撰者们长长舒一口气。诗云：“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大雅·荡》）《校注》有初有终，其难矣，其幸矣！

    关于《校注》的学术成就及学术特色，陈尚君先生《杜甫研究的里程碑著作 ——〈杜甫全集校注〉初读记》（见《文汇报》2014年4月14日第11版）等论之已详，笔者仅就初读所得，就解诗的问题谈一点感受。编撰者在《前言》中讲到，“该书编撰宗旨，以严谨科学态度，力求集前代治杜成果之大成，吸收近人研究成果，精审慎取，参酌己见，撰成一部编录谨严，校勘审慎，注释详明，评论切当，附录完善，带有集校集注集评性质之《杜甫全集》新校注本”，在编录、校勘、注释、评论诸环节中，注释、即解诗无疑最为关键。注释既要吸收前人成果，又要发表自己看法，其原则即“精审慎取，参酌己见”八个字。无“精审慎取”，不能集大成；无“参酌己见”，不能体现研究的创新性与超越前人之处。以学理而言，这八个字正概括了古籍注释的要义。编撰者以之统贯全书，胜义迭出，精彩纷呈。这里仅拈出二例，管窥蠡测，用申一己之感受。

    其一，开篇《望岳》之首句“岱宗夫如何”。仇兆鳌《杜诗详注》虽以“详”见称，但仅注“岱宗”一词；杨伦《杜诗镜诠》及钱谦益注本均不及首句。《校注》先引清人李长祥及赵秉文说法，突出了“夫如何”三字的重要性，继而详注“夫”字：

    汪灏曰：“夫字指岱宗。”翁方纲曰：“‘岱宗夫如何’五字，是杜公出神之笔，‘如何’二字虚，‘夫’字实，从来皆误解也。此一‘夫’字，实指岱宗言之。即下七句全在此一‘夫’字内。”（《石洲诗话》卷六）徐仁甫曰：“今谓‘夫’犹‘彼’，即指代‘岱宗’，谓岱宗之为山，彼竟如何呢？此句自问，下句乃就远望言之。”（《杜诗注解商榷》卷一）

    接下来，在〔备考〕中更详引翁方纲于《石洲诗话》之外的另一说法，对“夫”字的意义和作用做进一步申说：

    向来解此诗者，皆以“岱宗夫如何”做一问，“齐鲁青未了”做一答。若此，则首句直是“岱宗如何”四字可毕，何为中间著一“夫”字？少陵岂有如此率尔安放之虚字等于可有可无耶？此一“夫”字，乃是实按之词，非虚字也，犹言“不图为乐之至于斯”。此一“夫”字，乃即下文之“青未了”也，乃即下文通篇之荡胸层云诸实际也。盖少陵固夙闻岱宗之高大矣，今一入望，乃不料其如此之绵亘无际，尽齐鲁两大邦之境，而其青尚未了，此其故直欲上叩真宰矣。“如何”者，仰而讶之之词。将通篇神理俱摄入一“夫”字中，于是乎通篇神境皆少陵之眼光矣。杜诗一字不轻下如此。（《复初斋文集·与友人论少陵〈望岳〉诗》）

    读这段引文，翁氏与友人论诗的神情语态似乎都活灵活现于我们眼前，使我们折服于其体察诗意的精细入微。按之《词诠》，“夫”字确有做“人称代名词”的用法，即徐仁甫所谓“‘夫’犹‘彼’”。但是，“夫”更常见的用法是并无实际意义的语助词，一般读者遂习惯性地将“夫”当虚词理解，而不做深究。读了翁方纲等解诗之语，令人有“顿悟”之感。而翁氏的见解只有在《校注》这样的“集大成”之作中才能被发掘、引用，并传布给读者。前此以现代印刷术出版的仇注、杨注、钱注及浦起龙《读杜心解》，都不可能有此担当。这正体现了《校注》在文献方面远远超越前人的价值。该书引用的杜集评注本多达124种，几乎可以断言，任何一位独力研治杜诗的人，都不可能把这124种评注本齐备于案头而随时取用。如今有了《校注》，等于坐拥此124种书——而且是“精选本”，我们怎能不对《校注》的编撰者心怀感激呢？ 

    其二，杜甫名篇《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之“许身一何愚，窃比稷与契”二句。

    《校注》征引了宋人苏轼、周必大、朱熹的注评，指出他们的偏颇，即“仅作豪言壮语论析，而忽视其时代风貌”。《校注》侧重由时代精神入手，发掘诗句蕴涵的深层意义。注云：

    按杜甫《有事于南郊赋》：“盖九五之后，人人自以遭唐虞；四十年来，家家自以为稷、契。” 

    首先从杜甫之文中寻到内证，以文证诗，揭示出诗句的本质含义：“可知杜甫自比稷、契，乃颂圣兼自豪之语。”继而征引《新唐书·魏徵传》中魏徵论良臣与忠臣之别的大段文字，说明“稷契，即事尧、舜良臣之代称。且以天下为己任，在政治上有当仁不让之胸怀，济世拯民之志向”。又引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及《旧唐书·高适传》文字，指出“非唯杜甫，李白亦如是”，“高适亦如是”。同时代的诗人身上，都体现了“昂扬进取之时代精神”。

    杜甫之诗，享有“诗史”的美誉。人们谈论杜诗的“诗史”性质，往往举出“三吏”、“三别”等直接反映社会现实的篇章。然而，杜甫诗歌对时代精神、时代风貌的反映，无疑也是构成其“诗史”质性的重要方面。《校注》对杜甫许身稷、契的解说，正是在更深、更高层面上对“诗史”内涵的揭橥与诠释。中国传统社会的“士”，有着浓重的家国情怀，总是将个人命运与家国联系在一起，并希图报效。“士”的精神面貌，是一个时代与社会精神面貌的表征。诗人杜甫即是一个典型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