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是缘，感恩在心

    《中华读书报》创刊的时候我还在学校里读书，当时的感觉是这份报纸角度挺新颖，书卷气息浓厚，在众多报刊间格外引人注目，颇有些爱不释手。不过当时的我并没想到之后不久我就能走进这份自己喜爱的报纸，并与之结下不浅的缘分。

    1996年春，我在朋友的推荐下很荣幸地来到《中华读书报》实习，陆续见到并认识了报社的各位老师和年龄相当的“同事”，和蔼可亲的王小琪老师、洒脱干练的陈晓梅老师、稳健和善的魏琦老师，以及端庄矜持的赵彤宇、美丽动人的红娟等等，以及祝晓风、赵武平、萧夏林、呼延华、张隽等诸兄。

    当时的总编辑梁刚建曾安排我以实习记者的身份外出参加一些采访活动，印象较深的有两次，一次是《北京文学》杂志社举办的顺义笔会，一次是罗珠的诗歌研讨会。回想起来，梁总之所以安排我去采访这类的活动，是因为他知道我在文学方面有着强烈的志趣。不过我到文学现场却总是忘记自己的记者身份，而是以对文学本身的高度热忱参与到具体话题的思考和探讨中去。结果回来后，因为没有动笔及时记录，攒下的素材不多，交出的都只是几百字的消息。

    实习期间，我因一直没写出大稿而自觉惭愧，有意把我重点当文学口记者来培养的梁总却仿佛并不介意，他似乎改变了主意，打算把我调整到版面编辑的岗位。因为报社离学校远，梁总还拟在单位附近给我和另外一位同事租间房合住。对我这种后进青年，梁总很有耐心，愿意花时间因材施教和因人而异地栽培。但年少轻狂的我却没有足够珍惜，拒不接受去单位附近住宿的建议，仿佛不屑于写易碎品般的新闻稿，甚至产生了完全自由的居家写作的想法。现实是，那时的我是不可能仅靠文学写作养活自己的，尽管我对文学非常狂热，但生存无疑是第一位的。而且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如果从实习转而留在《中华读书报》工作的话，假以时日，我在文学写作上的热烈追求势必会因这一优势平台和背景而大受助益。

    总之，我因此没有在《中华读书报》多呆，毕业离校时我也就结束实习没再去报社了。但我曾给当时负责“家园”版的萧夏林编辑投了篇文学随笔《大师的境界》，不久就刊出了。我记得萧夏林当时是住在报社的办公室里的，实习期间的某日我到得很早，就见他刚刚起床，正在收拾铺盖。之前偶然听同事说他是北漂，这一幕仿佛确证了这一点。趁老师和同事们还没到，我就试着跟他攀谈了一会儿，感觉他为人低调，但思想精神方面却特别自由饱满。当年，各大报社、媒体在用人方面是相当保守的，严格遵循着传统人事体制的刻板，而《中华读书报》用人机制的灵活与无拘，从萧夏林先生这里得到了直接的印证。

    之后几年间，我一直断断续续跟梁总编保持着联系，主要是打电话汇报下近况之类。不过再次见面却是2000年1月我主编的《北大情事》出版。梁总听说我出书了，就让我带着书到报社去一趟。我带书登门，梁总对书的成功出版表示赞叹和鼓励，并安排记者对“北大情爱三部曲”作了介绍。后来他去了出版社，也总是对于他的老部下和学生关切地嘘寒问暖，他希望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己的长处，当然也希望我的路能走得平坦些。记得我的长篇小说《校花们》出版后曾就电视剧改编举行了一场新闻发布会，梁总就担任首席嘉宾予我有力支持。我也曾在梁总担任社长的广播电视出版社屡次投稿，虽有许多选题没通过，但“北大情爱三部曲”却有幸得以再版。

    2003年春，我因事去《中华读书报》，见到已担任副总编的王小琪老师，感谢她对我的重视和支持。每次我出版了新书，她都会热心安排给予重点报道。写这篇早想写但不觉拖了数月的文章时，我才得知她已调任《光明日报》社美术摄影部副主任。不过我想，无论怎样，王小琪副总编在《中华读书报》所发挥的长期的“稳定与核心的作用”是不会随时间的流逝而改写的。

    魏琦老师负责的第二版信息量很大，但他总是编排得从容淡定、错落有致，仿佛有亮点的业内资讯均已尽入囊中。他也曾多次编发过我的书出版的消息，尤其标题，他总是做得别开生面。魏琦老师的编辑功夫可谓精深。

    《中华读书报》创办于1994年，迄今已整整20年。其创办和兴旺，显然为中国人的读书生活作出了巨大贡献。并且这份报纸使得一大批学者、作家得以迅速提高公众知名度，乃至由此发展得更好。应该说，从造就人才与提升社会文化品质这两方面来说，《中华读书报》均可谓功莫大焉。在梁总的领导下，《中华读书报》办得庄雅又生动、高端大气又活泼，其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气度和视野开阔、品位卓然、与时俱进、地气充盈的风范也更是有口皆碑。

    回想起来，我觉得自己当年与《中华读书报》的相遇无疑是难得的缘分和莫大的荣幸。由此，我在之后近20年的文字跋涉乃可一直受到《中华读书报》的重视与支持，以至我竟可在这条艰难的路上一直走到现在。可惜我一直也没有什么可以拿来报答，但我将始终感恩在心，永志不忘。